《孙犁传》：孙犁研究的可喜收获

在纪念孙犁诞辰110周年之际，苑英科的新著《孙犁传》由新华出版社推出。距郭志刚、章无忌的《孙犁传》的问世，时隔33年。郭传出版时，孙犁还未走完他的创作与生命历程；而苑著新传的推出，又在孙犁辞世之后21年之时。这时间上的较长距离，给新传的撰写，留下了不小的空间。前此，苑英科就出版过两本孙犁研究的学术专著，对传主的生平、思想、作品有着较深的理解；加上这多年来有关孙犁的不少回忆录、研究著作、论文的陆续出版、发表，给新传的撰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苑英科是异常勤奋、刻苦的，他又具有文学上的才华，于是经过不短时日搜集材料和构思，一部写得很是翔实、精彩，引人入胜的孙犁新传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新传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发掘、提供了不少有关传主的鲜为人知的材料，或者对一些旧有的材料作了有益的补充和说明。在史实方面，不少人知道，毛主席在读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荷花淀》之后，予以称赞。新传先是提到，据丁玲回忆，毛泽东主席阅读了孙犁的这篇作品，并在发表《荷花淀》的那张《解放日报》边缘空白处写下了这样几个字：“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丁玲马上找到孙犁，希望组织延安的文学作者传达这一评价，孙犁淡然一笑，委婉谢绝了她的好意；接着，新传又摘引了1985年3月间，丁玲在长沙给康濯所说的主席对《荷花淀》的好评：“看过的，（又拿一个指头逗点着说）‘孙犁，我看是个风格家呢！’”这一史实，既见出毛主席敏锐的艺术眼光，又显示了孙犁的谦逊品质。新传还交代了这篇小说写作的背景和场景（“在窑洞的油灯下”），以及责编方纪的回忆（读到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这就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荷花淀》的艺术与美学价值。其他史料如：孙犁于1949年年底，婉拒丁玲之邀，不愿去《文艺报》工作；1956年春，周扬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上，点名批评《风云初记》（“离开了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软弱无力”），同年夏，孙犁抱病写了《左批评右创作》一文，“大力抨击文艺批评中的武断行为”（因王亢之劝阻而未发表）；1956年夏，孙犁完成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投稿被《新港》编辑部退回，转投《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一口气读完，击节赞赏，立即决定刊用此稿，刊出后，方纪认为“这是孙犁的创作最高峰”，“王林也觉是孙犁的杰作”，但一些批评家认为它是“毒草”，“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会议上进行批判；1962年夏，孙犁处于某种考虑，从《新港》编辑部撤回《病期琐事》等四篇散文，同年秋，又从《河北文学》编辑部撤回《某村旧事》；《芸斋小说》中的《冯前》《罗汉松》等文发表后，石坚、王林等作品原型或作出辩解（也有反思），而冉淮舟则提供了不少的材料，对一些有关人事进行澄清和说明。新传引用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客观、周全，并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对几位原型人物作了某种程度的辩解，也就点出了传主在性格上的一些弱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犁与几位友人的前嫌冰释了。这种写传的态度，符合孙犁关于传记写作的规范要求：“大节细节并重”“优点缺点并重”（《与友人论传记》）。孙犁曾明确指出：“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历史范畴。”

抗日时期，是一个烽烟四起、戎马倥偬、人员流动频繁的年代，孙犁的战斗岗位不断变动，经常行军，与许许多多的人员有交集。进城后，他作为大作家，也免不了与文化文学界的作家、编辑和读者交往。为了还原这方面的真实状况，苑英科费力搜集、整理了不少人士的简况，写入书中，以再现孙犁文化生活的背景和氛围，展现孙犁为人处世的原则。著名的作家，读者大都比较熟悉，而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人包括名人和普通人士，则需要作一简介。新传根据叙事场景，对几十位人物作出了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介绍。其中，包括远千里、李之琏、王林、舒群、邵子南、郭元春、陈乔、邢海潮、鲁承宗、葛尧、石坚、冉淮舟、韩映山、邹明、谢大光、萧逸等。新传对抗日时期孙犁的斗争生活、思想感情刻画得十分细致真切，塑造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孙犁形象。而对孙犁晚年生活几个重要片段的叙写，由于材料的具体、确切，见出了传主晚年心态的复杂性。在所叙故事、细节跌宕的起伏中，在深深的体味中，苑英科走进了孙犁的灵魂深处，对孙犁的性格做出了合乎实际的概括：“孙犁不善言谈，不善交际，情绪不大稳定，敏感多疑，体验深刻，喜欢冲动，爱美如狂，疾恶如仇，有时难以遏制。”他既写出了孙犁高洁的人品，又结合具体作品，点出了孙犁潜意识中的某种东西。给名人写传记，如果一味唱赞歌，那不会有多少读者的。

新传的另一个特点是：述中有评，发表了作者自己对一些作品和现象的看法。如说孙犁在习作期所写的小说《弃儿》，“写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孙犁在幼年时代就对两性关系保持着高度敏感，青少年时代涌动的那些冲破清规戒律的冲动，促成了他丰富的艺术想象，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又如，谈到《铁木前传》时，作者指出：“两代人和两大阵营的矛盾，交织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幅真实图景。但是，孙犁并没有过多描写合作化运动本身，也没有过多描写人物外在的生活方式，而是重点描写了人物内在的思想情感。因此，孙犁描写了时代，但是时代的烙印并不十分清晰，这反而成为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集中描写了一批非主流人物。”这种分析，要言不烦，很是中肯。另外，作者针对许多论者谈到的“六二现象”时所发表的，是孙犁因为政治原因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之观点，另作申论：“一是孙犁真的病了”；二是“关注孙犁的创作，不应仅仅统计作品的数量，更应关注作品的质量，尤其是创作风格的变化。孙犁晚年的文学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歌颂转入了批判，由清新明丽转为沉郁幽愤，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风格的变化产生于‘文革’之后。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孙犁在1962年创作的这些作品，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孙犁创作风格的变化发生在其大病之后，恢复创作的1962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笔者也研究孙犁作品有年，认为写于1962年的《黄鹂》（被选入中学课本），是孙犁形象化的美学宣言书。容或因为观点上的契合，我觉得苑英科的这一评说，在众多的研究中，有钩玄提要之功，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众所周知，孙犁培养了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冉淮舟、韩映山等后辈作家。新传抒写了孙犁对韩映山在创作上的厚望，一再强调要深入生活，“语言得下大功夫”；一次，他对韩映山说：“以后的创作，可向博大精深的方向发展。你的作品，总是束手束脚，放不开，拘谨。”孙犁对文友的热切关怀，溢于言表。对于孙犁的文艺思想，新传也在梳理中，摘录了一些要点。如“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风格不能模仿”；“美即质朴”；“文学史上，留下几行，不是靠捧抬，靠实实在在的作品”；“坚信生活是主宰，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品的风格”；“作家首先要陶冶自己的心灵美，然后才能印证和吻合生活中的美”；“意识流的东西，用不着什么生活”；“我只读过一些中国人写的现代派，觉得不忍卒读，就写文章骂人家，其实是不对的，我不了解人家”。访问过孙犁的作家汤吉夫认为：“孙犁悟到了文学的真谛，小说就是要写人，写人性。”总之，孙犁关于文学——美学的灼见，迭出于新传之中，汩汩流出，读来如坐春风，如饮甘霖。

在文字上，新传采用了文学的笔法，富于散文的情采，具有不轻的感染力，能够把读者带入一种意境，思考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它不仅有助于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孙犁及其作品，还给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孙犁研究提供了参考。

《孙犁传》也有缺点：对一些人物的介绍显得过细，一些场景的描绘，也有一些显得枝叶繁复的铺排——这一缺点是与其优点交织在一起的。然而，瑕不掩瑜，整体上它不失为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家传记，是孙犁研究难得的新成果！

这两年，段华出版了《孙犁年谱》；侯军出版了《报人孙犁》；冉淮舟、肖复兴、谢大光、卫建民、宋曙光诸位写的收入《我与孙犁》丛书的五本书集中出版。应该说，这些著作的密集出版，标志着孙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名孙犁研究者，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瞻望前景，我油然而生喜悦之情。

（闫庆生 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

《孙犁传》

苑英科 著

新华出版社 2023年6月

ISBN：978-7-5166-6886-3

定价：9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