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文化传播与出版

首先说说出版的概念及其衍变。要说清楚“出版”（publish）这个词的来源，需要把历史跨度拉大一些。

横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官方语言是拉丁语。拉丁语中publicare一词，有公开、通报之意。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分解成十个独立政权。其中高卢地区被法兰克人占领。所以这一地区的语言就复杂了一些：土著的高卢人本来有自己传统的凯尔特语，罗马统治数百年又推行了拉丁语，法兰克人又带来了日耳曼语。在几种不同语言的混杂融合下，该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语言：法语。法语中有publier一词，也有公开、昭告之意。

公元1066年，隶属法兰西的诺曼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法文后来在英格兰上流社会中流行。14世纪中叶，英语中出现了publish，也有布告、昭告之意，当然与拉丁语及法语有血缘关系。14世纪末，这个词开始在图书发行领域使用，表示向社会传播。15世纪中叶古登堡印刷术问世后，这个词开始在出版领域广泛应用。18世纪50年代，日本人把“publish”译作“出版”。19世纪末，“出版”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而此前中国学者大多使用“刊行”“印行”等传统词汇。

最早使用“出版”一词的中国人，是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思想家黄遵宪，时间是1879年。当时他是驻日外交官。1896年清政府颁布《严禁翻刻新著书籍告示》，其中用词还是“刊印行世”。1899年，严复翻译弥尔顿《自由论》时，仍将Publish译为“刊布”。但在1903年付印时，在《凡例》中则使用了“出版”。至1914年民国政府颁布《出版法》之后，出版一词才开始广泛使用。

虽然出版这一概念的出现只有数百年，但是人类的出版活动却已存在数千年。这里就涉及到了如何认识出版行为、或如何给出版下定义的问题。可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版物的形式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很难从外在形态上去定义出版。

如果从本质上去认识出版，可以说，出版是把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规范化方式、通过某种载体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所以，出版活动至少需要具备这样几个基本要素：

一是传播的信息要对公众有价值。这是出版活动的基础。信息可多可少。少则一句话，多则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用前几年一句流行语来说就是“内容为王”。

二是传播范围要面向公众。你写一首诗，写得再美，锁在抽屉里，或只给你女朋友一个人看，那都不能叫出版。

三是传播方式要规范。要采用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表达形式。比如通过规范的文字表述以及图表、图形、图片等。

四是要借助于某种载体。口耳相传不行。数千年来，各种古老的出版物载体形式变化很大，如石碑、石板、泥板、铜鼎、铜板、龟甲、竹简、木牍、莎草纸、羊皮纸、贝叶、锦帛等都曾作为载体，后来发展到纸张，近年来则兴起了数字载体。

文字是人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明。它是人类思维能力产生飞跃的重要标志。它使人类告别了愚昧和肤浅，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文化传播方式有多种，比如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服饰等都具有文化传播功能。但是毫无疑问，主要承担者、第一主力军是文字，特别是向社会提供知识服务的出版物。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曾有“三不朽”说法：立德、立功、立言。实际上“德”的标准因时而变，“功”的成果得失无常，真正的不朽只有立言。

在文化传播各种方式中，文字传播范围最广泛、时间最久远、思想最深刻。文字首先便于携带和流传。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可以随身携带大量典籍。你总不能把一个建筑物或一个雕塑扛过去。人类可考的文明史，基本上都源自文字传承。同时文字又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形而上，能把人类最抽象、最深刻的概念、思想、逻辑都充分表达出来。

英国哲学家波普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假如地球上人类的物质文明遭到毁灭，但是图书还在，那么人类文明成果很快就会恢复；如果图书也不在了，那么人类文明成果的恢复将是漫漫长夜。

人类早期创造的文明有许多。但是，有的文明有文字记载，得到传播，并且对推动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个文明就成为了永恒的存在；而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或虽有记载、但找不到它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痕迹，那么这个文明就会消失在茫茫历史尘埃中，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达尔文1871年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中提出了人类走出非洲观点。可是仅此而已，非洲的文化成果初级得可怜。当然这里不包括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地区。那里是另外一种文明形态。

再比如印第安文明。玛雅文字是美洲留下的唯一古文字。16世纪西班牙人进入中美洲，直接导致了玛雅文字覆灭。最早有记载日期的玛雅文，是刻于公元292年一块石碑上的铭文。所以玛雅文字至少使用了1500多年。但是，美洲在哥伦布发现之前，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玛雅文字也没有传播到其他民族和地区。所以非洲也好，印第安也罢，他们肯定创造过不少文明，至少在维持种族生存方面，也必然在种植、养殖或渔猎方面有一定成就。可惜没有广泛传播的文明轨迹。

古巴比伦是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的国家，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相当繁荣。但是在公元前538年，被崛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灭亡。古巴比伦文明自此谢幕。苏美尔人生存过的遗迹被黄沙掩埋。1756年，丹麦派出一支6人组成的探险队前往中东。中途死了5个人，剩下一个人叫尼布尔，到达了伊朗境内波斯波利斯。在那里，他在有2000多年历史的波斯王宫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楔形文字。他抄录下来研究多年，终于破解了这种文字。原来这种楔形文字最初也脱胎于象形文字，经过苏美尔人3000多年的使用和改进，字形结构逐渐简化和抽象化，转变为音节符号。苏美尔人在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的文明成就，以及该文化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都是通过楔形文字记载和传播的。现存4100年前的《乌尔那木法典》和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都是楔形文字写成。尼布尔的研究成果于1772年发表，使苏美尔文明重见天日。

再说说古埃及文明的传播。1799年7月，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在埃及开罗附近作战。中尉布撒尔在指挥士兵修工事时挖出一块长107厘米、宽76厘米、厚30厘米的石碑，上有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书写的相同内容的铭文。此地阿拉伯语叫拉希德，而法国士兵误传为罗塞达，故而石碑被命名为罗塞达石碑。

再说法国有一个神童叫商博良，5岁便翻译古文，12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获得博士学位，19岁成为教授，并开始破译罗塞达石碑。在破译过程中，又遇到了被称为“第二块罗塞达石碑”的腓力方尖碑。经过不懈努力，商博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取得重大突破。1822年，32岁的商博良把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世，从此揭开了古埃及灿烂文明的神秘面纱。古埃及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31个王朝的历史发展面貌，从象形文字中喷薄而出。

古希腊文化对人类文明影响巨大，与数量众多的出版物有直接关系。如《荷马史诗》不仅是文学艺术的高峰，在历史、地理、考古和民俗等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希腊社会和迈锡尼文明的重要史料来源。柏拉图被学界尊崇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甚至是整个西方文化史中的伟人，与他撰写了《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等一系列扛鼎之作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他留下了400多部作品，如《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等。此外还有600多部作品署名不完整，但被学界推测为亚里士多德主编。他的著作构成了一个庞大知识体系。其作品量大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帝师，亚历山大支持他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院。

希腊文明向世界传播，有两个重要时期：一是希腊化时代，二是阿拉伯帝国时期。

希腊化时代300年，有两个图书馆必须介绍。一个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建于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一世推动建立，是古代世界第一座最大的综合性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古籍收藏和手稿真迹，如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手稿真迹，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的著述手稿，大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手迹等，藏书量曾达70万卷，被誉为人类文明世界的太阳。图书馆几经劫难，断断续续存在了800年，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所藏书籍大多用莎草纸或羊皮纸书写。莎草纸由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一种植物的茎制成。这种纸在干燥环境下可以千年不腐，所以在西方一直使用了4000多年才退出历史舞台。现存年代最近的莎草纸实物文件，是一份1057年的教皇敕令，和一卷书写于1087年的阿拉伯文献。

另一个堪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提并论的，是帕珈马图书馆。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形成了100多个独立政权。其中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帕珈马王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国策。可是托勒密王国垄断了莎草纸生产，而且禁止出口。于是帕珈马王国便发明了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帕珈马图书馆建立后，藏书量曾达到20万卷，对推动希腊文化的传播和促进西方世界在文学、艺术、美术、雕刻、历史、科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阿拉伯帝国是阿拉伯人建立的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伊斯兰国家。公元7-8世纪，阿拉伯帝国一方面在扩张过程中广泛搜罗世界各地的书籍，另一方面实施了一个持续100多年的翻译运动，把所收集到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波斯、古埃及、犹太等各种古文明著作，全部翻译成阿拉伯文字，使阿拉伯帝国迅速集东西方先进文明于一身，不仅大大促进了自身文化的飞速发展，也把大量珍贵的文物典籍、乃至在欧洲早已失传的学术著作保存下来，如欧几里德、托勒密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哲学、逻辑学著作等等。到中世纪晚期，这些著作又被译回欧洲语言，对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乔叟《情郎的故事》、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等都深受阿拉伯文学影响。

印度文明的传承主要依赖梵文。梵语是一种语言化石，是全球唯一没有经过变形或演变的远古语言，是一种史前世界语。《吠陀经》是印度最古老的作品。其中《梨俱吠陀》成就最高，价值最大，是印度文学的源头，对印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梨俱吠陀》产生于3000多年前，收诗1028首，由梵文写成。大约从2500年前开始以贝叶作为载体。在世界各种古文献中，梵语文献数量庞大，仅次于汉语，远超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贝叶上书写的除了梵文，还有巴利文、藏文等多种文字。

谈出版，必须提及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448年古腾堡印刷术的诞生。它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媒介革命，被认为是现代史上一件大事，对推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是欧洲宗教改革的标志。星星之火，之所以快速燃遍欧洲，得益于印刷术的强力助推。在马丁·路德之前150多年，英国思想家威克里夫在英译《圣经》过程中，曾提出过同样的宗教改革意见，但是没有印刷术助力，无果而终。

中华泱泱五千年文明史，蔚为壮观。从后来蒐辑到的4500多个甲骨文和3700多个金文文字来看，汉字在商代即已形成体系。但是，中华文明依然呈现了夏商周断代囧态。即便如此，如果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尊重文化，保护好出版物，那么中国古籍的面貌也会完全不同。因为在随后的春秋战国500年间，诸子著说，百家争鸣。承载各种思想学说的书籍广泛传播。然而历史不幸，遭遇了秦始皇，一边焚书坑儒，一边颁布《挟书律》，严禁民间和个人拥有书籍，使中华文化遭到一次灭顶之灾。所幸有一位知识分子伏生爱书心切，冒着杀头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夹层内，逃过焚烧之难。可是22年后，当汉惠帝废除《挟书律》时，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只剩29篇尚可辨析，其他书籍已无法辨认。

在秦始皇之前，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的文化浩劫？无法推测。但秦始皇之后又发生过十余起文化浩劫，却是记入青史的。所以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能够完整流传到今天的百无一二，绝大多数由于各种原因，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痛楚。

雕版印刷形成于隋，活字印刷出现于宋，可是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得十分有限。《永乐大典》是2000多位学者、6年多时间完成的一部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是14世纪之前中国历史文化的集成，共22937卷，11095册，3.7亿字。可是，只有一部，还束之高阁。因为它立项于朱元璋时代，朱棣对它兴趣不太大。100多年后，嘉靖皇帝爱不释手，并且还要把它带进棺材里，这才匆忙组织人马再抄一份留在世上。然而世上也没能留住，逐渐丢失，遇到战乱则大规模丢失，命途多舛。目前国家图书馆只剩161册，丢了99%。

《四库全书》也类似。先在全国广泛征集各类典籍，然后由360多位官员学者组成编委会，再从全国遴选3800多位书法家从事抄写，历时十年，最终形成7.9万卷、3.6万册、8亿字的文化集成。完成之后，又用5年时间抄写6部，分别放置，供皇帝御览。此时，雕版印刷技术问世已逾千年，活字印刷也已700余年。但是，不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各方面发展迅猛，得益于出版物的强力支撑。特别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于1985年研制成功，1987年5月22日，第一张整页输出的中文报纸诞生，标志着我国出版业迈出了数字化。数年后，整个出版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鼠标取代了纸笔，“作者手稿”成为了历史概念。

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版）资产总额22664亿元，营业收入18503亿元，利润1363亿元，同比均有增长。新版图书25.22万种，重印书28.55万种。总印数95.43亿册，增长3.24%。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资产总额超百亿元的出版传媒集团有17家；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三项均超百亿的出版集团有6家。

近年来，随着纸质图书实物量增长幅度渐次趋缓，数字出版异军突起。十二五期间出版业总营收增幅70.5%；其中数字出版增幅达到318.7%。数字出版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模式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拉动行业快速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

进入本世纪以来，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文明形态大迁徙。数字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们走来，深刻改变着整个社会生态。传统出版业必然要在这场文明形态大迁徙中脱胎换骨，以全新的产品形态和服务方式，完成自己的蜕变。但是，不管形式上如何变化，承载文化传播的使命永远不会变化。（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印刷学院的讲座讲稿，编辑刊发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