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国民总收入逐年增长，总储蓄和政府、企业及居民三个部门的储蓄额持续增长。2010年之后，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国民储蓄率缓步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动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未来我国总储蓄率可能会继续下降。虽然银行存款增速的变化在各个时期有其自身的特点，存款与总储蓄率在短周期内相关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但在长周期内两者的趋势性变化存在清晰的关联联系。因此，合理把握储蓄率下行的趋势，有效调整负债业务策略，是商业银行未来一个时期应对存款增速放缓的重要课题。

银行负债结构分析与展望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期，经济增长动能逐渐从投资向消费转型，投资需求走弱将导致国民总储蓄率逐渐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总需求趋于走弱，有些类似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情景，国民储蓄率将逐渐下降。考虑到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西部地区具有巨大的投资和消费发展空间，国民储蓄率下降幅度不会像日本那么大。因此，预计2020年左右我国国民储蓄率将下降到45%左右，2030年将降至35%左右。

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经验，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未来我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储蓄额都会逐渐增长。如果房地产以及其他投资领域吸引居民加大储蓄分流，那么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储蓄倾向和储蓄存款倾向可能进一步下降。但从中长期来看，居民储蓄比重应高于企业储蓄比重，政府储蓄比重应保持在较低水平。

通过对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各部门储蓄率对银行负债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国内的经济增速放缓将是长期趋势，这对于金融部门负债端扩张将形成长期的制约。长期来看，银行未来在负债端的竞争将趋于激烈。

一是总储蓄率与银行存款短周期相关关系不显著。分析储蓄率与金融机构负债关系需以分部门收支结构作切入点。数据显示1992年至次贷危机期间，国内总储蓄率保持上升状态，危机之后国内总储蓄率缓慢下降。而存款类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增速数据则在1994年至2000年期间持续下滑，而在2000年至次贷危机期间增速相对稳定，次贷危机后增速又经历了短时间内的上升而后回落。截至目前，存款增速已经回落至10%以下。总体来看，总储蓄率与银行存款长周期内存在一定的趋势相关关系，然而两者在短周期内的相关关系相对薄弱，即银行存款的趋势可能不直接与当时的国民总储蓄率相关。

同时，各个部门收支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各个部门储蓄率的变化，进而各部门储蓄率变化的综合形成了国民总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因此储蓄率本质上是这种跨部门流动关系的一种指标表现形式。研究储蓄率与存款、金融部门负债结构的关系的问题，可以转化为研究分部门收支行为趋势与存款、金融部门负债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是储蓄率与金融部门负债端结构无明显关系。金融部门资金来源（负债）结构上也没有表现出与储蓄率变化较强的相关性。储蓄率变化趋势与金融部门负债端结构关系较弱，主要原因在于储蓄率相对于金融部门负债结构是更加宏观的指标。如果企业、居民、政府、金融机构四部门间由于收入分配、支出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各自储蓄率发生变化，而这种此消彼长的内部分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能不会导致总国民储蓄率发生较大改变。由于企业、居民、政府对于资金的支出（运用）结构偏好差异较大，三部门的支出作为金融部门重要的资金来源，这就使得金融部门负债端的结构一定程度上更多地是企业、居民、政府三大部门对于资金运用的综合体现。不仅如此，金融部门负债端结构受诸如宏观政策、监管要求、市场环境、金融业务创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更大，也更加复杂。

尽管从总国民储蓄率和分部门储蓄率都难以发现储蓄率与金融部门负债结构之间较为明确的相关关系。然而通过对资金流量表的分析发现，与计算储蓄率密切相关的“可支配收入”一项与金融部门资金来源（负债）之间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经济增速放缓将是长期趋势，这对于金融部门负债端扩表将形成长期的制约，进而银行未来在负债端的竞争长期来看会趋于激烈。

三是居民部门对于金融部门负债端贡献可能降低。居民部门存款与居民部门储蓄率密切相关，而波动幅度则受到经济周期运行和宏观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当期收入水平超过持久收入水平，储蓄增加；而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当期收入水平低于持久收入水平，为维持既定的消费，储蓄减少。从近期趋势来看，国内经济增速下行，是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储蓄率的下降也使得居民部门对金融部门负债来源上的贡献度有逐渐削弱的趋势。

居民存款的变化也不完全由居民储蓄率决定，短周期内居民支出偏好同样会影响其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居民存款。基于实物交易统计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最终消费的部分在逐年减少，而用于缴税和社保缴纳的部分在增多。这表明居民部门收入中可支配部分的占比可能正处于逐年减少的趋势中，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部门存款、投资基金等金融配置的总规模。按此趋势发展，银行吸收居民部门的存款虽然仍是争取负债端资金来源的重要构成，但相对于10多年前的金融环境而言，其重要性在下降。银行未来可能更应重视增强其业务对于居民部门的非存款类资金的吸引力。

四是去杠杆背景下企业部门资金多元化运用放缓。企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中为实体经济创造增加值的重要部门，其资金来源和运用又与金融部门之间存在较大比重的相关关系。金融部门对企业部门所提供的融资是企业部门资金来源的重要构成，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的运用很大一部分又形成了金融部门负债端的存款，购买银行理财、投资基金等。然而，企业部门储蓄率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存款的变化趋势，但不是唯一因素。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的运用结构和偏好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短周期内企业存款变化。

从总量上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其储蓄倾向和国民收入分配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占比。从历史数据判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储蓄率相对来说是较为稳定的，其对金融部门负债端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绝对收入及其资金运用结构。长久以来国内货币政策的走向基本上决定了国内非金融企业绝对收入（资金来源）增速水平。金融去杠杆以来，M2增速回落，企业融资可得性下降，已经对非金融企业资金流入形成负面影响，并约束其资金运用，进而对金融部门负债端产生“反馈式”收缩压力。

近两年的金融去杠杆叠加中美经济周期错位因素，对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来源和运用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在其他资金运用渠道受到挤压的情况下，资金运用的“存款”形式可能在“脱虚向实”的环境下又重回主导，企业部门的经营活动、实物交易等体现为企业部门内部或跨部门存款账户里资金的转移。对于单一银行而言，重视服务其核心企业客户的同时也应重视服务与其核心企业存在上下游交易往来的企业，尤其是其上游企业。

五是政府部门高“债转存”率有益于优化资产负债配置。政府部门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主要扮演“调控”的角色，以及通过税收、保险、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后的再分配功能。政府部门的这一系列经济活动同其他部门一样，由于资金流入流出在时间和规模上的错配，金融业务逻辑上就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资产和负债，而政府部门的资产很大部分又表现为财政存款，是银行负债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2005年前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占比约为3%和4%，然而截止到2017年末占比数据分别为3%和16%。这一数据表明了当前金融部门负债端争取政府部门资金的重要性。

尽管政府部门储蓄率与金融部门负债增长似乎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但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与政府性存款增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即政府部门储蓄率越高，相应的政府性存款增速可能大概率提速，反之亦然。当然，政府部门储蓄率同样受到诸如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取向、国民收入分配等因素综合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部门储蓄率与政府性存款增速在数据上的相关性。

六是优化资产配置和提升资产驱动负债的能力或是关键。金融部门作为宏观经济中的“中介”部门，一方面起着流动性创造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融资方式为资金在各部门内、跨部门间流动提供了多种通道。这就决定了金融部门负债端资金来源不仅取决于经济运行、监管环境，还取决于其他部门的收支行为。未来随着金融去杠杆推进、监管加强，同业资金来源的规模等可能逐渐收缩，理财资金也可能朝结构性存款迁移，而“回归本源”的趋势可能使得“存款”在金融部门资金来源结构中重新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金融部门可能不得不正视未来一段时间负债端遇到的持续挑战。金融去杠杆政策推进以来，金融机构时点性遭遇负债端流动性冲击频繁发生。虽每次总能在央行的稳健中性的对冲调控中防止流动性风险发生，但趋势上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增速放缓甚至缩表的压力已现。广义货币供给M2增速与金融部门资金来源增速的数据强相关性，也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部门资金来源增速下滑的判定依据。而近期债券市场频发的信用违约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体现了当前金融部门缩表的压力，部分企业在新旧融资链断裂的情况下，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就大幅提升了。结合当前国内房地产调控以及金融监管趋势，金融机构当前更应在确保资产负债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研判政府、居民、企业三部门收支结构和趋势，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提升资产驱动负债的能力。

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应对策略

未来我国经济运行趋势而言，经济增速长期放缓的趋势已经较为明确，这将对金融部门负债端扩张形成长期的制约。储蓄率下降和存款增速放缓将推动未来银行负债端的竞争趋于激烈。商业银行应结合这一趋势对整体负债策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

一是结合总储蓄率变化趋势，调整整体负债策略。未来商业银行应提高主动负债占比，推动资金来源多元化。结合国外商业银行应对储蓄率下降的经验，拓宽主动负债渠道，增强主动负债能力是银行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之一。虽然短期内受严监管和金融去杠杆等因素影响，以同业负债为代表的主动负债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但并不意味着主动负债增长趋势的改变。商业银行应顺应监管大势，在主动优化主动负债结构的同时，加大主动负债的力度，使主动负债成为核心存款的有效补充，并形成稳定的中长期负债来源，从而降低整体负债波动的不确定性，提高负债和流动性管理的主动性。

商业银行应通过积极推进融资工具创新，做好主动负债的结构管理。银行既要加大金融债发行，持续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以主动和灵活的负债管理，降低期限错配程度，改善资产负债表“借短贷长”的状况，降低流动性风险与利率风险；也要进一步深化与同业机构合作，优化同业负债结构，合理安排同业负债吸收节奏和期限，降低对同业负债依赖。在此基础上，应结合政策导向，加大对小微、三农和双创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有效获取定向降准等政策优惠，用好用足监管部门的流动性支持政策。

针对不同部门的储蓄率变化情况，商业银行应采取差异化的负债业务策略。未来较长时期内，居民部门对商业银行负债端的贡献度将逐渐削弱，虽然居民部门储蓄比重仍会高于企业部门储蓄比重，但无差别的持续大规模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用持续递减，居民部门存款的市场竞争将最为激烈。因此，除了聚焦零售业务外，商业银行应发挥各自特色，有侧重地拓展业务。网点资源较为薄弱的银行可以将企业负债业务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加强负债产品的创新和服务水平。一些有地方背景的银行可以关注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业务需求，同时做好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存款业务的拓展。

二是明确定位、创新产品，推动个人存款业务增长。未来零售存款仍是商业银行负债的重要来源之一，要重点围绕居民储蓄率变化趋势，制定不同类型个人客户的差异化策略。对于可支配收入较为稳定，支出偏好变化对财富配置影响不大的中高端客户，要通过不断提升资产配置能力、丰富产品线，切实满足中高端客户保值增值的财富管理目标，来吸引和留住中高端客户。对于大众客户则主要运用金融科技的手段开发普适性产品，开展以提高便利度和提升客户体验为重点的服务。通过金融科技手段的有效利用，把大众客户发展的重心聚焦在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上，培养和挖掘未来的中高端客户。

商业银行应关注个人客户消费和投资带来的业务机会，以居民部门资产业务带动其他部门派生负债。银行不但要把握契机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业务，也要大力开展与提供消费品的第三方企业以及消费平台客户的合作，在提高消费贷款资金在行内循环和沉淀比例的同时获取平台和商户的存款资金。在投资方面，要通过切入场景的形式提高交易资金带动负债的比例。

商业银行应把金融科技作为拓展负债业务的突破口。大力发展智能投顾，以定制化和高性价比的服务协助大众客户制定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产品或服务、管理投资组合，在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降低客户转化和获取客户资金的成本。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改善数据分析的精准度，通过主动获取多维度、长周期的客户数据，形成数字化思维，改善数字化体验、推进数字化营销、建立数字化客户管理，为客户提供全面、契合客户需求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三是做好回存、回笼和回流，提升企业客户服务能力。结合企业部门存款增长态势的变化状况，商业银行应以资金回存、回笼和回流为重点，提高服务能力，推动企业客户存款业务策略的转型。在聚焦核心客户和基础客户的同时，大力拓展与核心企业有上下游交易往来的企业客户群体，形成有利于提高结算资金占比的客户基础和业务环境，提升结算资金“回存”和“回笼”份额。在业务拓展上既要盯住存款，更要关注其他业务，及时对接企业的资金运用需求，以多元化的产品和金融模式吸引各类企业资金“回流”银行体系。

尤其要加大对公客户群的拓展和培育力度，打造结算资金回笼的基础环境。商业银行应将供应链管理与现金管理相结合，拓展核心客户的上下游产业资源，通过链式营销实现客户结构的优化和扩充。明确企业贷款客户管理重点环节，充分挖掘上下游客户金融需求，以核心客户为切入点增加这些企业在银行系统的结算份额，形成贷款资金流转和回笼的闭环。真正实现以更为庞大的有效客户群以及更为高效的结算渠道和服务体系，吸引各层级的企业客户通过其主办银行进行资金回笼，持续提高企业客户日常运营资金的归行率。

四是实现政府负债业务由关系推动向业务推动转变。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传统的关系营销方式的作用将会有所削弱，商业银行应推进政府负债策略转型，在把控风险的基础上构建资产规模与负债份额相匹配的业务模式。

一方面，抓住政府融资需求痛点，以资产业务创新和投入带动负债业务增长。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负债业务拓展过程中，要突出资产业务的推动作用。要结合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形势，在适度增加投入的同时，加大业务创新力度，帮助其持续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并带动负债业务的增长。另一方面，提升服务质量，做好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客户存款业务。商业银行既要做好支付结算等基础服务，也要根据客户资金保值增值需求，适时运用价格策略提高负债产品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