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新华出版社面向全国正式出版发行《无问城乡：上海松江改革田野调查纪实》。
在这本不算很厚的书里，作者从在上海松江历时5年所做田野调查一手资料入手，深度还原了上海市松江区持续近10年，且被中央文件或高层多方肯定，一系列城乡改革的来龙去脉。
书里所记录的松江城乡一体化改革成效令人侧目——通过调整土地出让净收益，成立城乡统筹基金，给农民办养老金的方式，累计5年，松江所有在土退休农民实现了1500元/月，城乡均等的养老保障；
通过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改革，机器驶入万亩粮田之际，松江种地农民年净收入超过10万元，“家庭农场”亦被写入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
松江领先全国，率先在区级层面完成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不仅从制度上改掉了易滋生农村基层腐败的“小金库”，进城农民每年还多出了一部分分红收入，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听取当面汇报后，这项改革目前已向全国更多地方铺开。
作为国家层面的小城镇改革试点，松江小昆山镇整镇范围的宅基地置换，不仅让绝大多数小昆山农民获得和宅基地同等面积，市值数百万元的商品房；改革完成后，于地方政府而言，依靠城乡空间重构带来的地价升值，更是实现了改革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资金平衡，银行贷款悉数还清同时，还结余出了一部分财富不可估量的建设用地资源。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松江这一系列改革的幕后，近日，新华出版社编辑专访这一系列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时任全国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的盛亚飞。
内容提要（专访分四次刊出，本篇为第一部分）：
◎ 当年11月16日，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陪我去松江，在区委主要领导调整会议上，我就明确对大家表态说，我是郊区农家子弟出身，从小在郊区农村长大，又长期在郊区工作，对农村、对农民、对郊区这块“热土”比较熟悉，也有比较深的感情。
◎ 松江的这些城乡一体化改革，都是持续数年才可能见到一点效果，虽然周期长，不容易被外界注意，但改革本身就是超越功利的，它是一件立足长远的事情。
◎ 对我个人而言，它只是身为对“三农”工作熟悉的地方领导，带领广大基层干部一起，上下一心做一点对农民较好、对农业、农村发展有利、对城镇发展有利，对未来有利，大家力所能及，应该做且必须做的工作。
◎ 改革虽然是“硬骨头”，但“硬骨头”的另一面，是我们不能畏惧“啃骨头”。俗话说，好肉长在骨头边，你把骨头啃下来，才会有更光明的发展前景。“啃骨头”的过程虽然很难，但它总有解决的方法，只要方法对路，持之以恒地不断推进，“骨头”啃下来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是农家子弟，对农村、农民有比较深的感情
编辑：我们刚刚出版的《无问城乡：上海松江改革田野调查纪实》，记录了您在上海松江担任区委书记近十年来所推动的一系列城乡改革的思考与作为，我们编辑在接触到这本书初稿时，数次被书中内容打动，作为一位城乡改革践行者和过来人，您如何自评在松江推动的一系列改革？
盛亚飞：在松江区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从2006年11月我赴任松江区委书记到2016年2月正式卸任，中间持续了近十年。这里面既有松江区的自身发展特点，同时也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松江区历史上是一个沪郊农业大县，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至我履职区委书记时，已是一个一、二、三产业比较齐全，城乡空间大致相当的行政区域。
当时身为松江区委的主要领导，既要考虑城镇的发展，也要考虑到乡村问题；既要考虑通过二、三产业转型，吸引更多农业人口进城，推动城镇更加繁荣发展，也要考虑大部分农业人口进城之后，如何在广大农村区域实现农业现代化。
确切地说，我面对的是一个城镇化刚走完半程，尚未完全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行政区域，所以它需要深化改革来完成这个历史进程，这是改革的根本原因；而从一个地区的长远考虑，尽早补掉“三农”短板，实现城乡一体化，于未来也会更有发展后劲。
城乡一体化改革，也是通过调整现有规则，再通过实践推进，逐渐实现农业现代化，并消弭城乡二元沟壑的过程。
比如我们通过一系列创新的制度安排，推进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改革，不仅让尚留在农村的在土农民，获得不输于进城打工的收入，进而得以安心种粮，同时，农村原本低效分散化经营的农田，得以规模化连片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之余，也让中国人的饭碗，更牢、更稳地端在自己手里。
城乡一体不仅要考虑农村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城市里，更多进城农民在居住、就业、保障等方面不足的短板。在经济较发达，有能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地区，这就需要在宅基地置换、统筹土地出让净收益、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跨越城乡放在一起统筹综合考虑。
也只有进城农民实现了城乡均等保障，在城市里能够安居乐业，不必因为找不到工作，或者买不起房子而发愁，他们才会放心告别乡土；而当城市因为人口不断有效集聚而愈加繁荣，它也会为少数人留下来的农村，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更牢靠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2007年在上海工作期间，多次对上海的城乡一体化与“三农”改革做出科学论述和指示，松江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在上海的具体实践。持续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也是我国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性时代任务。
《无问城乡：上海松江改革田野调查纪实》
郭涛涛/著
新华出版社|2019年3月
ISBN: 978-7-5166-4489-8
定价：56.80元
编辑：您刚才也说，在松江推动改革，也与您的个人经历有关，具体又是一个什么经历呢？
盛亚飞：我是上海南汇县书院公社外灶大队农民出身，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上世纪70年代初在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到公社机关团委主持工作，再回到外灶大队党支部担任主要领导，对农村和农业比较熟悉，对农民比较有感情；1979年我考取了上海农学院，所选专业也和农业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担任当时上海县的主要领导（上海县县委书记），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已在全国全面铺开，我参与领导了上海县的农村改革的落实任务。当年农村改革的全身心投入，让我对“三农”改革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一度脱离农口，担任上海广电系统一家上市公司的主要领导，但1998年，上海市委调任我到崇明担任县委书记，崇明是长江入海口上的一个大型冲击岛，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它当时还是一个上海比较典型，保留“三农”传统特色比较充分的农业县，也因此，我和农业再续前缘。
这时候，我一方面看到崇明的农业发展条件比较好，但也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红利，也已经释放得比较充分了，并且碰到了新的问题。如果想要有更长远的发展，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也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本来是领先的，但到了90年代末，就被后来居上，比如制造业、房地产、金融等其他领域的改革赶超了。原本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集体劳动，转变为家庭经营所释放的改革活力，逐渐碰到了一个继续发展壮大的天花板。
当时的具体矛盾，种地收益低的矛盾开始显现，农民虽说都实现了家庭经营，但没有规模，农地的产出又是天然受限的，跳出农业从事非农产业，成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群体提高家庭收入的重要选择。当时上海郊区农民到城市里打工等方面获得的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70%以上，来自于种地收入，则下降至10%以下，农村存在着被农民边缘化的危险。
种地农民非常感慨地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农民的穷根子，关键是人均土地太少了，家庭经营规模太小了，农民守着很少的土地富不了，对于尚留在农村的种地农民来讲，扩大家庭经营规模是唯一选择。
这时候，我意识到，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转移，尚未转移出去，仍留在农村的少数农民，用机器耕种更多农田的条件日渐成熟，那就应该顺势而为，用机器替代人力，同步做大农村家庭经营规模，继续提高种地农民净收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这个顺势而为，还包括鼓励更多农民进城，城市的工资回报，远高于多数农民种地一年的收入，通过农业人口有效转移，才能提高更多农民的收入，这对城市也有好处，城市里有足够的人口集聚效应，才能变得更加繁荣，需要更多人力资源的服务业才能蓬勃发展。
当时在崇明，“三农”改革方面，我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提出农业GDP“三年赶超南汇”，崇明是一个孤岛，交通不便，二、三产业发展没有优势情有可原，但农业不能在郊区领先就说不过去了。结果只用了两年时间，崇明就实现了这个目标，农业GDP排名上海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利用崇明的资源优势养殖大闸蟹。除了上海本地，我们还在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承包了100万亩的蟹田，养殖出来的大闸蟹，再对接到上海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今天全国食用大闸蟹的地区，早已突破了长三角传统范围，这与早期崇明人外出养蟹多少有些关系。
第三件事，就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崇明岛上的农民，到上海市区打工，当时核心抓的是崇明出租车驾驶员的输出，结果，我们为当时人力紧张的上海出租车系统，输送了数万名崇明司机。这相当于，崇明少了数万名守土农民，并通过就业转移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几万名司机挣了钱带回崇明，对整体增加崇明农民收入有好处。
我也想在崇明推动家庭农场改革，但农村、农业改革，不仅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同时还需要足够的财力，更不巧的是，我在崇明第四年得了鼻咽癌，不得已住进了医院，就这样，家庭农场改革在崇明未能来得及成行，但深化“三农”改革仍是我的夙愿。
再后来，经过积极的化疗治疗，我的癌症治愈了，我又被调到上海市农委担任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在农委的这段时间，我对农村深化改革有了更全面的考虑，但当时并没有机会具体实践，只是在做一些准备工作。直至2006年，上海市委给了我一个实现夙愿的机会，当年年底，我被调至松江区担任区委书记。
出任松江区委书记伊始，我便是带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深化“三农”改革有一番作为想法赴任的。
我记得当年11月16日，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陪我去松江，在区委主要领导调整会议上，我就明确对大家表态说，我是郊区农家子弟出身，从小在郊区农村长大，又长期在郊区工作，对农村、对农民、对郊区这块“热土”比较熟悉，也有比较深的感情。
这就是此后9年多来，我在松江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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