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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缸神童”司马光:为北宋补了一辈子“大缸”

2022-05-20 14:28中国财富网九公子的桐


公元1054年暮春,北宋都城汴京,三司衙门的牡丹花开得正好。三司衙门最高长官,时任三司使的包拯,邀请他最看重的两位下属喝酒赏花。

一位下属,时年36岁,衣着朴素整洁,态度恭谨;另一位下属,时年35岁,衣服满是污渍,头发油油的,沉默寡言。

赏花过半,包拯开始举杯劝酒。衣着整洁的下属虽然平时不怎么喝酒,但碍于领导面子,也喝了几杯。另一位下属平时便滴酒不沾,尽管领导殷勤劝酒,依然不为所动,直到酒席结束,都没喝一口。

本应言笑晏晏的赏花宴,因为这位下属的执拗,让包拯很下不来台,场面一度尴尬,最终不欢而散。

这位不喝酒的下属便是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而另一位看起来更会“来事”的下属则是家喻户晓的“砸缸神童”司马光,也就是本文主角。

十六年后,一场轰动朝野的变法拉开帷幕,两人在这场酒宴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为变法中的针锋相对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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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嘉祐年间,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人才辈出。在汴京,同朝为官、均以古文闻名的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志趣相投,常结伴游玩,诗文唱和,被称为“嘉祐四友”。其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尤为亲厚。

(来源:摄图网)

当时的北宋,虽然表面看起来繁荣富裕,但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防弊之政逐渐矫枉过正,冗官、冗兵、冗费问题逐渐显现。对内,官员、士兵人数不断增多,朝廷开支巨大,财政日益枯竭;对外,辽、西夏政权在边境虎视眈眈,军队战斗力不足,败仗连连。如果将北宋王朝比作一口“缸”,这口缸已满是裂纹。

“尽快补好这口缸”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司马光在担任谏官期间便向宋仁宗提出了系列改革建议。

在司马光看来,国家制度没有问题,主要是用人不当,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择人,不在立法”他建议“节流”,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虽然他年幼时砸过一口缸,成年后,却立志要把另外一口“缸”补好。

王安石也主张改革,但他认为,“开源”才是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朝廷要学会理财,要发展经济,增加国库收入,实现“不加赋而国用饶”。王安石的主张更为激烈——直接将原有的“缸”砸了,再造一个。

然而,宋仁宗、宋英宗均未来得及改革便撒手西去。待到1067年,宋仁宗的孙子宋神宗即位时,朝廷已然账上没钱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此时,宋神宗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振兴祖业。他与多位大臣沟通后,与王安石的看法不谋而合,决定推行变法。

司马光虽然支持改革,但并不赞同好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他认为,经济总量是固定的,朝廷一旦理财,就意味着要与民争利。而在这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等问题,百姓很可能被盘剥更甚。

为了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他接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他认为王安石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贤臣,但过于自负执拗,变法如此激进,将造成“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几大弊端。

两人针对变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变法措施陆续出台。变法反对派代表司马光,在朝廷备受排挤。

公元1070年,52岁的司马光自请出京。

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司马光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如果现行政策与自己的坚守背道而驰,他宁可放弃高官厚禄,宁可退隐。

(来源:摄图网)

司马光与王安石均是坦荡君子,尽管政见不同,对待变法主张不同,但始终是为了国家更强盛。多年风云激荡沉浮,两人始终对对方持有公正客观的评价。

王安石退休后,一日与友人谈及过往种种,忽发感慨,“司马十二,君子人也。”这司马十二便是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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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0年-1084年,是司马光失意的十五年。此时,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司马光选择退居洛阳。

古人向来奉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尽管司马光离开政治中心,但他选择以献身学术的方式践行使命,为后来人“补缸”提供方法论。

在洛阳,司马光将20亩田地修建为住所兼书局,命名为“独乐园”,这里环境清幽,屋舍质朴却不失典雅。在这安静的洛阳一隅,承载着司马光的学术才华,一部光照千古的史书巨著《资治通鉴》正在孕育。

《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初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末年(公元959年),驰骋1362年。为完成这部巨著,司马光化身“工作狂”,伏案十五载,笔耕不辍,制定了严格的写作规划:每天要写一丈长的手卷,如果当天有事完不成,第二天一定补上。

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写作,司马光牺牲了自己的睡眠。他将枕头设计成圆木形状,睡觉时只要翻身,头便会从枕头上滑落,然后清醒起来接着写。

夏天天气炎热,司马光在书局办公室挖个坑,修成地下室,这里冬暖夏凉,大家钻入地下室继续工作。

这是一份艰难辛苦的工作,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与挑战,司马光自称“秉烛至深夜,警枕破黎明”。书稿尚未完成,他的助手刘恕便因劳累过度去世了。

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书成,加上之前在汴京编纂的4年,共历时19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将一千三百余年的史实,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取材之广泛、史料之丰富,均超越前代史书,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编年体史书。

此时,司马光已66岁,这部书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双鬓斑白、牙齿脱落大半。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凭借这部书,司马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之一,另一位便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留下了“史界两司马”的佳话。

在洛阳,由于司马光声望卓著,独乐园吸引来了众多文人雅士。独乐园建成时,苏轼苏辙兄弟专门前来,作长诗《司马君实独乐园》《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祝贺。当地名流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富弼也常来独乐园饮酒赋诗,俨然成为小型文化中心。

(来源:摄图网)

苏轼、苏辙是四川人,司马光年少时也随父亲游历过四川,深爱蜀地由多种粮食酿造的名酒姚子雪曲,两兄弟来独乐园做客时想必也带着这款美酒,众多雅士在美酒的助兴下,激荡思想,笔锋纵横,写下一篇篇美文,留下了历久弥新的思想与精神。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这样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司马光笃定恒心、倾尽心血所著的《资治通鉴》,成为洪荒岁月的见证者、经验教训的记录者、千载文脉的传承者,被后人奉为圭臬,争读传颂。美酒姚子雪曲也经过代代匠人的薪火相传,越发浓香醇厚,成为如今享誉世界的名酒五粮液。美酒与美文交相辉映,穿越历史尘埃,焕发出愈发绚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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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即使不知道王安石变法、《资治通鉴》,“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是对每个孩子关于机智勇敢的最早启蒙。

然而,这三件事远远不能概括一个真实全面的司马光,他是直言敢谏、心怀天下的真“谏官”,是恭俭正直、忠信孝悌的君子,更是精通多门学问的全才。

司马光20岁登第进入官场,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得意过、失意过,昂扬过、消沉过,忠君爱民之心始终未变。

在仁宗朝担任谏官期间,司马光正是30多岁年轻气盛之时,他几乎天天上书给皇帝提反对意见,从上元出游、整修宫殿,甚至到设立储君,为社稷天下操碎了心。

在英宗朝,司马光依然担任谏官,直言本色不改,他反对宋英宗任命太后的弟弟为宰相,为消除英宗与太后矛盾连写17封奏章。他更关心民生疾苦,呼吁减轻农民负担。

在人人都想平步青云的官场,司马光却屡次拒绝皇帝的提拔。44岁,宋仁宗想提拔他做知制诰,司马光认为起草诏令不是自己的擅长,连写9封辞职信;51岁,宋神宗想提拔他做枢密副使,他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连修5封请辞信……

司马光自号“迂叟”,但并非迂腐保守之人,他不惧皇权、锐意进取的言行不仅获得历代皇帝的信任,也得到了另一位直臣欧阳修的高度认可,“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在生活中,他清廉简朴,低调淡泊。北宋文官俸禄优厚,生活优渥,宋仁宗曾赏赐他金钱百余万,丝绸珠宝无数,但司马光始终生活简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更写下《训俭示康》《温公家范》告诫子孙。

妻子张氏去世时,司马光甚至没有钱办葬礼,只能卖掉仅有的三顷薄田,简单办了丧事。

当时纳妾蓄伎成风,司马光却认为有伤风化,不是君子所为。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尽管膝下无子女,但他始终不纳妾、不蓄伎,成为奢靡风气中的一股清流。

物质上,司马光极度简朴,但精神上,他实现了富足与充盈。他在独乐园单独设置了一间“读书堂”,收藏书籍五千余卷,更有皇帝赏赐的三千余卷书籍。博览群书,让司马光成为北宋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来源:摄图网)

他不止通晓史学,在易学、礼学、《孝经》学、文字音韵学、医学方面也成就颇高,均留下了著作。

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司马光的礼学在北宋儒家中首屈一指,编修礼典只需要在司马光《书仪》基础上略加修改。他的诗歌鉴赏小品《续诗话》被赞为“品第诸诗,乃极精密。”

《宋史》记载,“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堪称那个时代的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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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5年,已经离开15年的司马光再次回到了汴京。千年前的汴京街道,提前上演了粉丝“接机”偶像的盛况。

守城的士兵看见他,纷纷以手加额,喊道:“司马相公来了!”

汴京百姓听说他回来了,蜂拥至街道,连路都堵上了,他们哭喊着:“大人一定不要再走了,留下来辅佐皇上,给我们老百姓指条活路吧!”

这一年,力推变法的宋神宗去世,本就备受争议的变法陷入僵局。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当政,启用司马光担任宰相。

此时,司马光已经67岁,数次中风,身体精力大不如前。许是感觉时日不多,而且这些年也亲眼见到了新法因执行不当对百姓的伤害。上任后,司马光雷厉风行,一年之内尽废新法。

司马光回到汴京的第二年5月,他一生的朋友兼对头王安石在新法被废的悲愤中去世。

听闻死讯,司马光向南长揖,随后奏请朝廷追封王安石为太傅。

5个月后,久病缠身的司马光溘然长逝。临去世前,他口中依然喃喃自语尚未处理的公事。然而,尚未补完的这口“缸”他再也补不成了。

他出殡时,汴京百姓不惜罢市前往拜祭,哭声震天,上万人自发护送他的灵柩回乡。他的画像供奉在全国各地,百姓吃饭前都要恭敬祷告。

朝廷给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纵观北宋167年间,只有三人得到了“文正”谥号,这也是古代文官最高等级的谥号。

“文”相对常见,主要强调文化修养和学术成就。“正”则十分难得,“惟众人之所同服者”,只有得到百姓拥护与爱戴、以最高标准践行儒家道德的君子才可称为“正”。

然而,随着司马光的去世,君子之风逐渐消散。朝廷陷入了新党与旧党无休止的争斗,互相倾轧,党同伐异,曾经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的宽容氛围一去不返。

公元1094年,司马光去世后第八年,变法派上台,将司马光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剥夺谥号,更派人砸了他的墓碑。

公元1102年,宋徽宗以崇奉新法为名,将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大臣称作奸党,名字刻入“元祐党籍碑”,本人及子孙永不复用。

党争耗尽了北宋积累深厚的国力,司马光去世41年后,汴京被金兵所破,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纵观司马光波澜壮阔的一生,争议良多,至今尚难以盖棺定论。但在他身上,始终体现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精神: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天下安泰为己任;他不合流俗,始终坚守心中正义;他以史载道,明得失辨浊清。

(来源:摄图网)

如今,士大夫精神已成为中华文化最高贵的基因,让华夏民族屹立于滚滚历史洪流中,昂然前行。这,也正是千年前司马光的矢志所求。

君子气节生生不息,浩荡文脉绵绵不绝。诞生于长江首城的五粮液,发于唐、兴于宋、成于明,是长江文脉的延续者,也是中国酒文化的传承者,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气韵,致敬君子之风,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书写新时代和美新篇。且以一杯醇美佳酿,致敬中华文脉永昌,致敬千古风流长盛。



执笔:李耀威

统筹:李耀威 闫梅

编辑:吴芃

监制:雨天





责任编辑: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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