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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安史之乱，20岁的韦应物仿佛遭遇了灭顶之灾。

他出身世家，高大英俊，15岁便成为唐玄宗的贴身侍卫，出入宫闱，随侍左右。

彼时的盛唐，一派繁华富贵的盛世气象。此时的他，不学无术，赌博酗酒，横行乡里，逍遥法外，天真地以为会安逸放浪地度过余生。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场兵荒马乱惊醒了他的美梦，唐玄宗抛下文武大臣秘密入蜀，他如同弃子，被扔在了长安。

终于，20岁那年，韦应物开始认真思考人生，迅速给出了自救方案——读书、写诗。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此后三十余年，韦应物完成了从“浪子”到“诗人”的华丽蜕变，他让田园诗歌得到坚守与传承，也留下了“盛唐最后一位大诗人”的传奇故事。

韦应物，字义博，出生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显赫的韦氏家族。

韦氏在唐朝，官宦辈出，为关中望姓之首，“城南韦杜，去天五尺”说的就有他家。李唐时代，韦氏家族输送了16位宰相、2位皇后、8位驸马、3位皇妃。

靠着家族的荣光，幼年无苦头，少年无忧虑，韦应物的前途妥妥被安排好了。

14岁时，韦应物先是靠着祖荫谋到宫中差事，次年，又靠颜值，“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成为唐玄宗贴身侍卫。至此，他过着“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的生活。

这一干，就是风光的好几年。

韦应物后来回忆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他横行乡里，游手好闲，白天下棋取乐，晚上则潜入邻里欺人妻女，窝藏杀人犯之类的事情更不在话下。说白了，此时的韦应物就是一个令乡邻深恶痛绝的“不良少年”。

17岁前后，他在太学在职深造，过上了“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的生活，混文凭。然而他并不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依然游手好闲，学业荒废。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岁时，长安陷落，唐玄宗仓皇出逃，然而并没有带上这个曾经的贴身侍卫。

眼见长安城破了，家道中落了，官职也丢了，没有光环加持的韦应物憔悴落魄，只得避居乡下。

面对一连串重大的打击，韦应物觉醒了。在理想的幻灭和现实的双重打击下，他想到了读书。彼时，他也领悟到“读书事已迟，把笔学题诗。”这为他对过去的内省和未来的思考都至关重要，奠定了今后自救的模式：写诗。

此时，韦应物刚刚21岁，年纪尚轻，天性聪颖，又有书香门第的深厚底蕴加持，在书海里实现了从“浪子”到“诗人”的完美蜕变，不久他便凭借诗歌小有名气。

虽然韦应物没有考中进士，却依然凭借写诗才华得到朝廷青睐。27岁那年，他再度入朝为官，任洛阳丞，开始了“历官一十三政，三领大潘”的坎坷仕途。

然而古代为官，迁徙比候鸟还频繁。他再度入仕后，便开启了全国各地奔波的历程。

公元763年秋，他从长安出发，向东，直奔洛阳。韦应物的洛阳仕途并不顺利。当时的洛阳饱受战乱，民不聊生，“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他为官刚直，因惩办不法军士（整顿劫掠士兵）而遭到诉讼，便以病辞官，在此闲居几年。

他的每一次任职都短暂，出仕-闲居-再出仕-再闲居。

公元779年，韦应物被调往栎阳县令（今西安市临潼区），仅一个月，就因病辞职。除了健康原因外，自己的伯乐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黎干在年初时被赐死，加之三年前的丧妻之痛，让他心力交瘁。

此刻，他感到脱离官场趣味多多，还劝好友学己弃官，一副天真烂漫的任性和寻求世外之道的洒脱，在《园林晏起寄昭应韩明府卢主簿》体现的淋漓尽致：

（来源：摄图网）

在任后第二年的惊蛰节，滁州城西的农人忙着春耕，他在一旁独自观察，不吭声、不扰民，把所见所闻所思写成《观田家》，为农民叫苦，为食俸禄者感到羞愧。

他一以贯之的“居官自省”，坚守了为仕者的良知。任上，滁州“州民自寡讼，养闲非政成”。任内，他还更加忧愁时局，爱民怜民，《寄李儋元锡》就展现了诗人一派仁者气魄。

三年任职期满，他留在滁州闲居，只因“归无置锥地，家贫无旧业”。

公元788年秋，韦应物任苏州刺史（从三品），作为第三次担任州郡长官，他已能逐渐适应官场生活，经常与文人墨客在一起高谈阔论。

他任期满了之后，并没有得到新任命。由于他做官两袖清风，并没有什么积蓄，甚至连回长安等待朝廷任命的路费都凑不齐，只能留守苏州。

而这一住，就是永别，不久客死苏州。近在咫尺的杭州，他再也去不了了。

纵观韦应物的仕途生涯，他一生辗转多地，青年时，在长安，见证了大唐帝国的大繁荣与大衰败；后又辗转洛阳、滁州、苏州，始终关心民生疾苦，造福一方。

他将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所见所闻所思，汇结成一篇篇精彩的诗作。在韦应物笔下，山水田园诗风得以延续，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黄河文脉，以苏州为代表的长江文脉得到传承。韦应物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良知的坚守、对真理的执着。

经此战乱，韦应物把题诗作为人生的志趣和最高追求，造诣深厚，留给今人近600首佳作。

作为唐诗革新者，有学者指出韦应物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元稹之前的新乐府诗歌的先驱诗人之一，以含有兴讽意味的歌行体见长。《长安道》《行路难》《相逢行》《横塘行》《贵游行》《酒肆行》为其中代表之作。

作为好酒之人，从少年轻狂到晚年落魄，他不仅饮酒，而且在诗歌里大谈酒文化，《酒肆行》就是他逛长安酒肆的场景：

韦应物的诗不仅记录了他所生活的时代风貌，还为大唐的酿酒工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在韦应物生活的年代，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有款由多种粮食酿造的佳酿——“重碧酒”，不仅是戎州的官方指定用酒，更穿越崇山峻岭，遍布于长安的大小酒肆。

“重碧酒”因醇厚香浓颇受文人青睐，诗圣杜甫便留下了“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佳句。爱酒如斯的韦应物在长安居住时想必也尝过“重碧酒”，在酒兴酣畅时，挥毫留下了一首首传扬后世的诗歌。正如重碧酒，穿越千年时光，经久不衰，成为如今享誉海内外的“大国浓香”五粮液。诗魂与酒韵，在相伴相映中熠熠生辉，流淌在华夏文化的血液中。

作为山水田园诗代表，韦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自成一格，后人以“王（维）孟（浩然）韦柳（宗元）”并称。一首《滁州西涧》，写景如画，意味隽永，清峻秀朗，为山水诗的名篇，被后世称许：

韦应物作为五言诗作者中的佼佼者，其一半的诗作都是五言体，被称为“五言长城”。

白居易对此推崇有加，《与元九书》中指出：“其（韦应物）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五言诗，讲究一气流转，情文互生，耐人寻味，经久不衰，韦应物的《简卢陟》便是其一：

此刻，诗人身在淮南羁旅中，蹭蹬仕途。物转星移，近年来，“我有一瓢酒，足以慰平生”红极一时，抚慰了无数“996”人士的心灵。

《寄全椒山中道士》是韦诗中五言的佳作，恬淡自然，“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与陶诗“赏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出一辙，可相媲美。

韦应物的诗歌宛若特写镜头，把灵动的景致、斑斓的色彩乃至微妙的声音都记录了下来，“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漠漠帆米重，冥冥鸟去迟”……复原了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微妙动态。

韦诗自成一家，对前人有所继承、革新，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近代学者高海夫指出，韦应物的五言诗既有陶渊明的平易自然，又有谢灵运的藻饰、精练，更有汉魏古诗的质实真淳，王维孟浩然的含蓄淡远。

唐代，世家大族婚配，多重门第族望。韦氏一家，更注重诗书礼仪，躬读家风很好。

于妻，他永不为负。韦妻元苹，名门闺秀，16岁嫁韦家。她温柔娴淑，正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韦应物年少时多么顽劣跋扈、安史之乱后家里多么落魄潦倒，她总是默默在他身边守护。

两人相守二十年，虽居无定所，但不离不弃，关键时候见真情。韦应物为官洛阳时，因处罚不法军士而受辱，眼看他大发雷霆，要撂挑子不干了，元苹厉声说道：“韦义博，你要干什么？要造反呐？”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然而，元苹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36岁。

元苹去世后，韦应物就像丢了魂魄，悔恨自己没有给妻子添置一件像样的衣服，埋怨自己这些年让妻子一直寄宿在官舍，感慨自己不该把积蓄都花在喝酒、郊游上了……所有的不该都印证在他亲自撰写的墓志上，词句至今感人至深：

“……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

后来，韦应物的生活，一边无限思念夫人，留下多首怀念诗；一边“既当爹又当妈”，抚育三个儿女。

于女，他慈爱满眼。夫人去世，大女儿未成人，小女儿五岁，儿子不到周岁，韦应物后半生含辛茹苦。为女儿择婿时，门第、才学与德行并重，即便这样，他也一万个不放心。

大女儿嫁给杨凌，好家庭、好儿郎。杨氏为‘仁义之府’”，《新唐书・杨凭传》记载：“（杨凭）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

《送杨氏女》是他为大女儿出嫁而作，饱含为父的忧伤和不舍：

全诗120字，语言浅白平常，时过千年，读起来，仍感人至深。明代袁宏道指出，“读此诗，公慈爱满眼，可想可掬。”

于子，他督促躬读。韦庆复，韦应物之子，继承父志躬身读书，并博取功名，其墓志记载：“少孤终丧，家贫甚……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举进士及第。”

庆复夫人裴棣，出自河东（今山西）裴氏家族。生二子，长子早亡。她强忍失夫丧子之痛，日夜操劳，抚育幼子，考中进士，其人其品，与公婆元苹如出一辙。

韦应物开创的读书自救模式，在韦二代、韦三代均得到传承，乃至后人竞相模仿。在他那浪子回头与清廉敬业的人生中，蕴含着一代诗人对人生坚韧不拔、充满希冀的坚守。

执笔：张炳君

统筹：李耀威 闫梅

编辑：谢玥

监制：田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