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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把原始经济生活划分为狩猎经济、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三个阶段。纯粹的狩猎、畜牧和农业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摆脱对自己部落内部及其与农业部落之间的物品交换。

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直到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这一繁荣的基础是铁器牛耕的推广带来的农业发展。小农经济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发展出发达的商品生产。所以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全国工商业繁荣、城市兴盛的景象。

当时的商品经济基础，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所进行的生产。小农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可是他也必须换取盐、铁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还要换取一定数量的货币缴纳国家的赋税，为此他必须卖出一定的农产品、畜产品和纺织品，这就自然进入到商品经济的体系中去了。

《盐铁论》中描述了小铁匠以家庭为单位，制成很好的铁器，运到田间地头去卖，农民可以用钱买，可以用谷物换，可以以旧换新，可以赊账。规模虽然小，却是全国商品流通的基础。

从战国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势力日益发展，出现了一些掌握巨额财富的大商人。当时的大商人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手工业者兼商人，大都是经营盐铁而致富的。第二种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的中间商人。如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还有白圭，有强大的市场预测与运作能力，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第三种是高利贷者，也叫子钱家。那个时候工商业就很发达，从事商业的人很多。司马迁说：“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要么是兜售外族产品的贸易，要么是部落之间的贸易，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换关系是最古老的商业表现。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耕社会，在田间耕作、在村子里生活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状态。西方国家在17世纪后纷纷经历农业、商业和工业领域一系列经济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却仍在延续着上千年的以农业为主导的状态。

在中国本土，农业意味着农耕，而不是放牧。动物是用来牵拉和驮运东西的，绝大多数农户都至少会养一头猪、几只鸡、几只鸭。中国人很少以动物为食，而是直接以植物为食。中国人90％以上的食物来自于谷物和蔬菜，2－3％来自于肉类，而这深刻影响着中国农业经济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国拥有若干农业区域，总体划分为南方农业区和北方农业区，也就是淮河以南的稻作区和淮河以北的麦作区。两大主要农业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重要区别。南方农作区的农业商品流通得益于当地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而北方农作区则靠马拉人扛，故而在农业商品流通方面更费力、缓慢和昂贵。南方农作区山脉交错，族群众多，相隔几里的村庄在方言和习俗上就会有很多差异，南方农作区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显得多样化，但北方平原地带的文化却具有显著的同质性。

劳动密集是中国农业的最核心特征。农民很少运用风力或者水力，基本就是牛、驴、马、骡子、骆驼等畜力用于运输，此外，这些役畜卖得很贵，饲养起来花费很贵，相比之下，人力资源却很丰富，也比较便宜，很多人家养不起牛或马，于是就自己拉犁耕田和背负重物。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和西方在农业经济上的相似处在于两者都是私人占有小规模的农田，且可对其进行自由买卖。

在中国唐代之前，若干士族拥有大量的农田和房产，他们有钱买田，然后租赁给没田的农户，从中抽租。后来，士族势力在唐宋两代逐渐走向衰落，政府先是没收了他们的庄园，同时又对他们的田产课以重税，他们的经济地位因此严重下降。随着士族的衰落以及他们财产的流失，在田间劳动的农民，慢慢获得了自由，他们可以拥有或租赁田地并按自己的意愿迁徙。

大家知道，中国传统社会非常轻视商业和商人。比如，儒家正统学说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把商人看作是社会最底层。对中国人而言，农业才是社会的根本，农民的收获对于社会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而商人是社会的寄生虫。

数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真正的绅士或君子只应关注义，而不应关注利。关心利的人，比如商人，就不是君子。

但是，儒家学者却很有智慧，并没有把轻利的观点推向极端。孟子曾建议统治者不要向商人征税，因为“市，厘而不征，法而不厘，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市矣”。在帝制时代，中国官员基本都认可商品流通对于百姓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认为商人——只要他们不谋求不当利益——在社会中扮演的是有用的角色。历代君王要求官员安民通商。

中国民众都恰如美国传教士明恩博在1899年所说的那样，对于贸易有着独特的好感，他还说，中国人天生就是商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精明和善于讨价还价的群体。

早在唐代，中国的商业就很发达了。《旧唐书》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

18世纪的一个耶稣牧师曾心怀敬畏地写道：“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独特的财富，而且都能通过河道或运河运输而实现商品流通，这些都促进了帝国内部贸易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内的贸易非常发达，以至于整个欧洲的贸易都无法与其比肩。

农民们经常购买盐、茶叶、针、铁制农具和烹饪工具，并且经常光顾铁匠铺、牙医诊所等专业场所，同时，他们也售卖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在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两到三成的农产品都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了。

在明朝，明代统治者非常反对对外贸易，希望将对外贸易纳入到朝贡体系中。虽然明代皇帝将朝贡视为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但实际上贸易才是核心。第一、商品交换是通过中国皇帝与朝贡方领导人以互换礼物的形式实现的，这种朝贡体系中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土特产和所谓的奇珍异宝。第二，朝贡使团的官员都被允许进行一些个人性质的，数量有限的买卖活动，这种买卖活动一般在朝贡使团抵京后在驿馆进行。第三，随使团来访的商人也会进行大量私人交易。

明朝中后期，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朝廷在1509年开放了广东，开展特定的民间贸易，其次，朝廷于1567年向外国商人开放了福建的一个港口，允许中国商人通过该港口与东南亚开展贸易。因为与东南亚贸易频繁，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开始通过这个港口向东南亚移民。

16世纪开始，欧洲人也开始加入对华贸易的行列。葡萄牙人于151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最初，葡萄牙人在广东福建各港口开展贸易，1535年之后集中于澳门。此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如1575年到来的西班牙人，1604年来华的荷兰人和1635年来华的英国人，他们都在与中国人的贸易中获利。

明王朝在1644年垮台，中国进入清朝时期。新建立的清朝为应对迁到台湾的明朝遗民，彻底封锁了中国东南至广东的所有港口，实施了严格的海禁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随之大幅下滑，经济萧条。17世纪中期，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整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1684年，清朝统治者得以在全国站稳脚跟，因此再次开放了港口，内部的和平稳定和对外贸易再度使中国进入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非凡时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期。

（本文节选自《消费的力量》）

《消费的力量》

陶国林 著

新华出版社 2020年12月

ISBN：978-7-5166-5525-2

定价：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