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时代》｜蔡京集团的敛财术

尽管北宋王朝很有钱，但有再多的钱，也经不住折腾。北宋自仁宗时起，便已形成了“三冗”问题，这便是“冗官”、“冗兵”和“冗费”。

“冗官”。宋初内外官员不过三五千人，到景德年间（1004—1007年）就增加到一万多，而在景德以后的三十多年，即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激增到两万多人，几乎每隔三十年，官僚队伍人数便翻上一番。随着官僚队伍人数的不断扩大，官吏的俸禄也成倍地增长。

“冗兵”。“冗兵”一项尤为惊人。太祖时养兵二十二万，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为百分之五百八十，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一百一十六万，百余年间几乎增加到六倍。国家养着如此庞大的军队，但在与辽、夏的战争中，却是一败再败，从来没有打过胜仗，战争的结局总是向辽、夏屈膝求和，以奉献岁币了事。可是，这百余万大军，成为宋代财政上的最大的负担。

“冗费”。“冗费”与“冗官”、“冗兵”紧密相连，官和兵“冗”到什么程度，“费”也就“冗”到什么程度。如郊祀之费，这是皇帝每年祭天帝时对官员的例赏，景德年间的郊祀之费为六百万缗，到皇祐年间增至一千二百万缗，官员增加了一倍，“冗费”增加一倍。士兵增加了六倍，军费开支也水涨船高。

“冗官”、“冗兵”和“冗费”问题积累的结果，使仁宗时的财政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统治者便在百姓身上动脑筋，从而形成了宋代赋税增加的第一次高潮。赋税的剧增，同时还伴随着土地兼并、官租私租的增重，致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造成民困的严重局势。

封建国家尽管横征暴敛，财政上依然捉襟见肘，拮据不堪，国穷的局势也逐渐形成，宋专制统治的积弱局势也暴露出来了。经济上国穷民困，政治上积弱挨打，这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总局势。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登台执政，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革命。变法的目的在于扭转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局势，富国强兵，以巩固宋专制主义的统治。变法过程中对赋税制度进行了重要变革。

王安石变法，由于采取了相对减轻赋税和均平负担的政策和措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正当社会经济、国家财政随着变法改革逐渐好转之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变法派登台执政。所有熙宁年间的各项改革全部被废除，一切又回到熙宁变法之前的老路。这一逆转、倒退，把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带上了绝路。

反对派的倒行逆施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哲宗元祐八年亲政后，起用了章惇等变法派，又恢复了熙丰时期的新法。六七年后，哲宗便一命归西了。

徽宗上台时，由于前代的积弊，冗官、冗费问题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在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1086—1094年），人们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到徽宗时期，官员更是多如牛毛，在短短的二十年间，用当时官员自己的话说，官员又增加了数倍。宣和元年（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多达四万六千余人，是仁宗时期的两倍多。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政府财政收入根本就入不敷出，几乎年年发生赤字，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在财政部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的时候，皇帝却花钱如流水。徽宗本人花钱能力居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位高雅，建了不少亭台楼阁，又因为喜欢艺术，让各地进献花石。贤臣们都已遭贬，没有人告诉皇帝，他的爱好已经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在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享乐圈子，他们以搜刮民脂民膏，满足皇帝为首要目的，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财政的承受能力。而替政府筹措资金的责任，就落在了宰相蔡京的头上。

在蔡京的操纵下，北宋朝廷设立了许多搜刮机构。如苏杭造作局、西城局、应奉局、御前生活所、营缮所和御前人船所等等，无一不是“以奇侈为功”进行搜刮的罪恶机构。而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在扩大税赋剥削的同时，徽宗、蔡京集团还扩大了专买制度。盐钞法一改再改，铸当十大钱，并下令将全国各地冶炼的金银全部收归大内。仅仅是政和五年、六年两年，所得盐利达四千万贯，年均盐利为二千万贯以上，几乎为仁宗时的七百一十五万贯的三倍。这是继仁宗时期赋税猛增的第二个高潮。这次浪头来势较仁宗时更凶猛。

徽宗、蔡京集团意犹未尽，借口收复燕云十六州，发动对辽的战争，向京西、淮、浙、湖、川、闽、广榨取所谓的“免夫钱”，而杨戬、李彦以西城所这个机构，公然掠夺农民的田地。

北宋虽然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其衰弱到无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部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做出反应了。何况帝国本来就得了软骨病呢！

（本文节选自《宋徽宗时代》）

《宋徽宗时代》

余耀华 编

ISBN：978-7-5166-4930-5

新华出版社 2020年1月

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