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威廉姆·奥格本（William Ogburn）将很多世界性问题的起因归结为“文化堕距”。文化堕距通常出现在物质文化（主要是技术）飞速变革，而非物质文化（包括管理与社会规范）难以跟上其脚步的时候。总之，此时文化中破坏性的部分已经超越了奥格本所谓的文化中“适应性”的部分。奥格本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大致就是要加快后者的发展——“使文化尽快相互适应”。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选项：减慢前者的发展速度——降低物质技术改变世界的速度；让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以一个更加缓慢的速度向前推进。
当然，这并没有那么简单。全球化可没有什么速度控制旋钮。在过去，人们降低物质技术传播的方法——提高关税——常常会招致报复，从而引发全面贸易战争（进而导致经济低迷）。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更安全的方法能够稍微降低全球化的速度——一种超国家的方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美国设立一个全球化减速局。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容忍各种已经开始成型的超国家活动，一旦被落实，它们自然就会起到减缓速度的作用。当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第三世界的工资（同时也为了防止第一世界工资快速下跌）的时候，实业家会抱怨这会削弱市场的优势，减缓市场的进步。是的，确实如此——但这其实无关紧要。当环保人士联合起来拯救雨林或者向化石燃料征税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同样的抱怨——而答案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充满具有超凡力量的愤怒者和满腹牢骚者的时代，如果我们有办法放缓这些令人深感不安的变革的步伐，那么这肯定是一件收益大于成本的事，因为愤怒和不满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问题。
请注意，这两种减缓全球化的特定方式——跨国劳工政策以及环保政策——还有一个额外优点，就是它们能直接截断某些愤怒和不满的源头：体力工作由发达国家快速向外流失；能够使环保主义者变得更加激进，以及更广泛地说能够加深已污染地区（比如墨西哥城和曼谷）的文化断层的生态破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政策能够兼顾“文化堕距”的两边。我们不需要选择究竟是减缓“物质”变革还是加快“适应性”变革，我们可以通过加快适应性变革来减慢物质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些举措称为“减缓”全球化的方法实际上是不恰当的。毕竟，这些用来减缓全球化的工具——超国家的劳工团体或者环保团体——实际上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因此实际情况应当是，政治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稍微减缓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这种做法已经有了成功先例。在20世纪初的美国，当经济活动由以州为界限转变为以国家为界限的时候，国家政府才具有了足够力量来对其进行管制。一些法规——特别是劳动法——确实具有些许抑制资本主义的效果，它们削弱了资本主义那些比较丑恶的优势。这一举措的作用之一就是抢在混乱（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形式）发生之前就遏制了混乱的发生，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我们也无须过于担心经济全球化会在管制重压下陷入停滞。规范落实（比如说建立起强大的跨国劳工联盟）的政治先决条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形成，而且全球化背后的经济驱动力非常庞大。实际上，只有一样东西比较有可能使全球化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下来，也就是人们出于愤怒和不满而做出的能够引发混乱的回击。只要稍微减缓全球化步伐，这种情况就可能被避免。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是保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大幅度放缓的最佳方法就是让它稍微变慢一点。
（本文节选自《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美]劳伦斯·哈里森 著
ISBN：978-7-5166-3370-0
新华出版社 2017年8月
定价：4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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