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深渊

海明威的写作是非常独特的。他不但影响了人们的写作方法，而且影响到人们的观察方法。从1925年到1950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海明威的影响压倒其他一切人，而且是持续不断、无所不在，以至于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从散文，特别是在小说中去掉海明威的因素。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海明威发现自己很难得到支持者，甚至难以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集《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在巴黎出版，这是一次典型的先锋派文学的冒险。一些大型刊物对他的小说不屑一顾。自认为富有冒险精神的《日晷》杂志直到1925年仍拒绝刊登海明威的小说，其中包括那篇出色的故事《打不败的人》。海明威所做的是所有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都会做的事——他开辟了自己的市场，他以自己的趣味感染读者。在1923—1925年，海明威的方法已显露出来，他对事件进行质朴的、精确的描绘，同时又将相应的情绪精细地暗示出来。1925年，随着《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出版，海明威取得了突破。福特感到可以把海明威拥立为美国的第一流作家：“最大的真诚，最熟练的技巧，最完美无缺的作品。”这本书向埃德蒙·威尔逊展现了散文的“首要特征”，即“极大的原创性”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尊严”。紧随着第一次成功，又有两部生动的悲剧性小说问世了，一部是《太阳照样升起》（1926），另一部是《永别了，武器》（1929），后一部也许是他最好的作品。这些作品销售了几十万册，被各种各样的作家读了再读，并被他们领悟、消化、嫉妒和争论。早在1927年，多萝西·帕克就在《纽约客》上对海明威的作品集《没有女人的男人》进行过评论，指出他的影响是“危险的”——“他所做的一些最简单的事，看上去很容易就能办到，但是看看那些试着去做同样事情的男孩们吧！”

海明威的风格可以被套用，但不可能被成功地模仿。因为这种风格同作品的题材，尤其是与作品的道德态度不可分开。海明威的目的是要避免任何类型的直白说教，他还谴责别人的这种做法，即使他们是最伟大的作家。“我热爱《战争与和平》”，他曾写道，“因为它对于战争，对于人物做了精彩的、深入而又真实的描写，但我从不相信这位伟大伯爵的思想……即便他可能比世上其他任何人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具有更强的洞察力，拥有更多的真理。不过他那种沉闷而自以为是救世主的思想并不比许多其他热衷传道的历史学教授更高明。从他那里我懂得了，不要相信自己创立了一种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思想体系。在写作时要尽可能地真实，尽可能地坦率，尽可能地客观，尽可能地谦逊”。在海明威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他总是尽量避免向读者说教，甚至尽量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笔下人物的行动方式上来。然而，他的作品到处充满着一种新的世俗道德，这种道德从海明威对事件和动作的描述中直接显露出来。

精巧的普遍性是海明威道德的实质，也使他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始模型，这种道德反映了他的美国特色。在他的眼中，美国人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强健有力，甚至带有暴力色彩，他们是实干家、成功者、创造者、征服者、平定者、追求者、建设者。海明威本人就是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强健有力甚至有暴力倾向的人。当他与庞德和福特谈论文学时，会不时中断讨论而绕着福特的工作室与假想的对手进行拳击。他是一个魁梧、强壮的男人，精通广泛的体育运动项目。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海明威很自然地过着一种充满行动的生活，并描写这种生活。行动是海明威的主题。

海明威小说中的精华部分就是他对人物的观察，如拳击手、渔夫、斗牛士、士兵、作家、运动员，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依据各自的价值标准做出明确而又熟练的行动，力图幸福而正直地生活，然而他们通常是以失败而告终。悲剧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本身被证明是虚幻的或错误的，或者是由于自身的缺点、外来的陷害或是难以驾驭的客观事实，导致了失败。但由于看到了真理，由于获得了发现真理的能力和正视真理的勇气，即使失败也得到了补偿。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是能够站住还是倒下，就得看他们是否诚实。真实是海明威散文中最基本的成分，而且正是一条贯穿其道德体系的线索，是它始终如一的原则。

（本文节选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ISBN978-7-5166-5518-4

[英]保罗·约翰逊 著

新华出版社 2021年2月

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