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江苏南通市海门区正式挂牌成立。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这是今年以来我国进行“撤县设区”调整的第9个县级行政区划。其中，仅7月，就有4个县确定要进行区划调整。而专家认为，“撤县设区”能够密集推进，和我国不少地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海门区就在2020年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百强榜位居13位。研究百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是探究“撤县设区”和县域经济的关键因素。
在专家看来，百强县一方面折射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展示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发展县域经济不但是当下拉动我国内需的重要抓手，未来还能与城市区域联动，形成优势互补。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承恩表示，县域发展一定是从配套城市的生产加工环节逐渐向服务、生产加工或者是生产性服务的城市迈进，再向智慧化、智能化生产服务的城市迈进的一个演变历程。所以，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设区，而是一个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的良好经济发展格局，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大格局。
撤县设区趋势不减
近年来，不少省份不断推进撤县改区（市）进程。国家发改委城镇中心副理事长乔润令曾在2019年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建区之地有100多个，90%集中在近些年，且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撤县建区的数量接近总量一半。
南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惠民在7月28日的崇川区、海门区揭牌大会上指出，实施“两区一市”行政区划变更，是抢抓国家战略机遇，优化市域空间布局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南通市深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有利于南通市积极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有利于南通市加快提升南通城市发展能级，对于南通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的重要精神在于一个地区的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更大规模和层级的城市靠拢，也会更加融入周边城市的发展，因此需要在行政管理和资源分配上进行匹配和统一。因此，撤县设市或设区意味着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要转变为城市化社会治理模式。但是，这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层级以及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情况是否符合要求，若过多地将不符合要求的县转为区或市，反而会打乱当地的发展路径和破坏当地的发展优势。
苏浙鲁占据过半席位
近日，赛迪顾问发布2020赛迪百强县榜单。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统计，2020赛迪县域经济百强榜单内100个县以不到2%的国土面积，约7%的人口，创造出的GDP规模却能占到全国GDP总量的10%，展现出极大的经济体量。同时，百强县人均GDP已超过11万元，人均消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30%，富民强县并举的特征也十分显著。
经济实力强劲的百强县，在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统计，从地域看，2020年百强县呈现东多西少态势，其中东部地区稳中有降，约占七成；中部地区逐步上升，约占两成；西部地区稳中有进，占据8个席位；东北地区保持平稳，保持3个席位。从省域看，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分别占25席、18席和15席，占据百强县过半席位。在百强县前10名中，苏浙鲁占据8席，其中江苏独占前三。
“长期以来，苏浙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一直明显优于西部地区。”陶金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中国县域经济十分依赖两个因素：一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活跃程度，二是中观层面的产业集聚。这种活跃程度和集聚经济主要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所支撑，在国有企业改革持续的背景下，当前已几乎没有中小型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的大型国企也都聚集在更大层级的城市或都市圈中。因此，江浙、山东等沿海地区中小民营企业明显的数量和规模优势被放大了。相比而言，西部地区之前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支撑经济发展，国企改革后也没能有效培育起民营和中小企业的良好氛围。
其次，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间内，江浙、山东等地区县域经济的上述产业集聚源于其就近承接了大城市的工业转移，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形成了较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产业链集群，从而带来规模和效率的双重改进。典型的例子是长三角地区的众多发达县市。长三角地区除上海外，苏州、南京、杭州等多个大城市形成节点，经济发达的县市大多分布在这些城市的周边。
马承恩对记者表示，苏浙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能常年保持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这些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上长期的努力，加上自身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长期形成的产业生态等有利因素，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经济在百强县的比重相对中西部地区要强。
马承恩提醒，从近年百强县榜单可看出，东部入榜的数量正在逐步缩小，中部、西部每年都会有新增的县域入榜。中西部地区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未来中西部地区国家战略以及发展动能逐渐体现后，县域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差异将会缩小。
特色产业成立足之本
马承恩向证券时报记者介绍，百强县的发展结构跟城市经济有明显的区别，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发展动力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百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的比重约占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百强县中多数拥有各自的地方特色产业。例如浙江省义乌市，拥有全球闻名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2019年全年，义务小商品市场实现交易额4583.1亿元，增长12%。江苏省丹阳市被称为“眼镜之都”，眼镜架年产量1亿多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镜片年产量4亿多副，约占全国75%、世界40%左右，是世界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
在陶金看来，想要在县域之间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和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中的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会持续被城市地区吸引而离开当地，这更需要县域经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而且，县域经济本应比城市更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也更应该与当地的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
“百强县对工业和投资的依靠，一方面是由于路径依赖，当前这些地区依然能够依靠工业集聚来获得区域间的竞争优势。”陶金对证券时报记者说，另一方面，也应该未雨绸缪，避免出现底特律等城市的局面。百强县中，昆山市等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由于人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其优势已被逐渐侵蚀。
一些县市就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电商等新技术和新业态重新发展特色产业。义务市近年就在不断挖掘新动能，据义乌市市场监管局，上半年义乌市新设市场主体7.67万户，同比增长10.86%，其中电商主体占比56.15%。同时，企业发展结构不断优化，公司制企业备受青睐，2020年新设公司制企业15270户，占企业比重达99.34%以上；新增“个转企”545家，位居全省首位。产业结构稳步调整，存量主体中第一产业占比0.28%，第二产业占比14.69%，第三产业占比85.01%，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县域消费是扩内需关键
8月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指出，下半年，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发展县域的消费聚集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消费发展很有潜力的地方。“比如县城里步行街的改造，应当给予贷款的支持，还可以发行一些企业债券，使得中国的消费不仅有大城市消费，有中等城市的消费，也有县城消费。”宁吉喆说。
“县域经济普遍意义上来讲，就是地大人多，然后消费群体广泛，所以说促进消费，县域消费肯定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马承恩指出，从县域经济规模看，我国1879个县级行政区划占中国国土面积约九成，人口约占六成，县域创造的GDP占到30%。从体量上看，毋庸置疑，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承恩认为，国家在逐渐关注县域消费的过程中，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重点推进“两新一重”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的建设，来推动县城的更新，从这个角度上扩大内需。其次，要加速县域消费场所和消费升级，通过贷款和鼓励发行企业债券等政策性支持，完成县城商场、商业区、步行街的改造。此外，应推动消费线上化建设，也就是加快智慧零售、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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