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要节约弹药，防止出现副作用。” 5月16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特别策划上发表演讲时强调。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

他指出，应对疫情，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当多的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政策，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社会上对金融政策的期望值仍然比较高，提出了希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化个体救助应该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

周小川表示，他也听到社会上有一些关于货币政策需要改进的意见。比如，有些企业和个体应该获得金融支持，但是他们没有拿到，或者说拿到的数量还不够。有一部分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产生空转，未能充分落实到实体经济中去。

他也认为，宽松的流动性有可能在未来也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会有一些“搭便车”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原本自身有一定的问题，已经陷入了困境，“但他们也借机说这些状况是由新冠疫情引起的，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对他们进行救助？”

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不同。

周小川强调，以往的危机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而这次则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

在他看来，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了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

对于如何使传导机制更加顺畅，周小川强调，要让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地对接财政政策。

他认为，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不够充分有效和顺畅。过去主要依靠的办法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而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说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利用并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克服疫情。

“我们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周小川表示。

他解释说，在应急情况下，商业银行第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得更加明确、清晰。第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得更好。第三是，刚才说的风险承担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这样能使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它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