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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金融白领离开北京,回家乡小镇建了座图书馆

2019-10-09 12:31 来源 :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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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秋,在从新加坡飞往香港的某个夜晚,等候飞机起飞的章二妹脑海中突然闪现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念头。

十一假期回家,家人对你说了什么中听的话了吗?“朋友谈了没?婚结了没?孩子生了没?”回到家,享受个两三天的亲情关爱之后,剩下的可能都是嫌弃。很多来到大城市打拼的青年,在内心里对回家这件事踟蹰不定:回去做什么呢?回去,又能做什么呢?回乡,似乎成为一个无限延宕的题目。

但现实也并非那么令人惆怅。最近,一本叫做《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书出版,作者是一个诨号章二妹的“昔日返乡青年”。八年前,她还是一名商业白领,突然萌生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想法。

她并不只是想想,而是真的去做了。

今天,当初那个偶然的念头已经变成了真切的现实。这个如今叫做“有为图书馆”的地方是浙江省第一家民间公益图书馆(2013年前名为“三门县立光图书馆”)。目前,近5%的当地居民是它的读者,逾千名志愿者支持着它的日常运作。但它并不是一家完全免费的图书馆,这也为这家公益图书馆,带来了争议。

回乡建一座图书馆,听上去诗意十足,但过程中充满了妥协和难处。做公益图书馆,又苦又穷吗?做公益图书馆,可以采用商业化的管理方式吗?书评君和章二妹聊了一场天,听她讲述了有为图书馆的过去与未来。身为“小镇青年”的章二妹,对公益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她也在这个大时代中,在家乡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2011年秋,在从新加坡飞往香港的某个夜晚,等候飞机起飞的章二妹脑海中突然闪现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念头。

念头一起,便再也无法放下。

从小对阅读有着无比热忱、路过书店门便迈不动腿的她,心中激荡起一股“二”到极致的冲动。于是,以“三年内将自己嫁出去”为条件,她与母亲换来一个仓库作为图书馆的栖身地。


接下来,她召集志同道合者、草拟策划书、奔赴不同的图书馆考察、调研本地需求、选定地址……经历重重波折,终于和朋友将图书馆建了起来。那时,图书馆叫“立光图书馆”(2013年更名“有为图书馆”),前台墙上印着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种下一棵苹果树。”

这一股冲动很大程度源自于章二妹改变家乡现状的迫切心情。很多时候,隐形的精神贫瘠并没有物质的缺乏那么让人可观可感。在很多小城镇,虽然物质生活充裕了,但精神世界并没有太大发展,过去有限的教育状况到了今天依然如故。因此,她想要通过这座图书馆,给小城三门带去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就像她小时候那样,图书馆构成了她独立于学校和家庭之外的一片自由而广阔的精神领地。

渐渐地,“有为”集聚起了越来越多的人。馆内,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馆外,十几个义工变成了几百个义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梦种在了这里,每个人都为它增添了不同的颜色,每个人都带来了更大的力量。

“有为”正在走得越来越远,但更多的困难和质疑也不断涌现。它有多少能力接住这滚滚涌来的未来?我们又如何面对这道离乡与返乡的命题呢?

初心

在家与学校之外,创造新空间

新京报:很多人都有一个“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梦,但大多数人只是想一想。你有想过图书馆会走到今天吗?

章瑾:没有。我曾经设想过它最坏的样子,但没有设想过它最好的样子。最坏的样子就是我能接受,可能来图书馆的人并不多,也不见得有特别大的影响力。

在建这座图书馆之前,我先去了湖北省蕲春县的黄侃图书馆考察,考察之后,觉得自己应该能做得更好。我当时被那些人身上的一种东西所触动。蕲春当时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可能都不在,靠爷爷奶奶带着,但爷爷奶奶又不具备给予他们很好教育的文化素养,在这样的情况下,蕲春图书馆给了很多有探索精神、想要读书的孩子一个阅读的场所。

这很像我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图书馆给我的感觉——好像在家和学校之外,创造了另外一个空间。

新京报:这个“最坏的样子”如果能做到其实也蛮好,在很多地方,这样的图书馆甚至也是没有的,学校里的公立图书馆利用率也不是很高。

章瑾:其实在此之前,我考察过我们自己学校的图书馆。省一级重点中学,几十万藏书,硬件都很好,但它开馆时间一般跟同学们每天下课的时间重合很短。我当时就在想,我们要建的图书馆一定要跟孩子可以的时间吻合。为什么我们开馆至少要开到晚上9点,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放学之后还能去借还书,周六周日是最需要开放的时候,因为可以做各种活动让他们来参与。

新京报:不了解有为图书馆的人可能以为它仅仅是一座“图书馆”而已,与传统的公立图书馆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像社区教育、用公益方式办馆等等,是怎样慢慢加进来的呢?

章瑾:最初我们想过做针对中学生的活动,后来慢慢发现,这些孩子因为受到应试教育的限制,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来参与活动,而且如果孩子已经上了中学,那个时候再去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基本也很难做到,所以慢慢开始往低龄的方向走。

那时有一个契机,我们有一位教师义工丁丁老师主动提出来,想在图书馆做一个针对小学生的“丁丁讲故事”活动。从“丁丁讲故事”开始,我们慢慢发现,很多阅读习惯还是可以在9岁之前培养的,然后就开始考虑,如何撬动老师和家长来促进孩子的阅读习惯?

后来慢慢地,我们已经不单单是在做阅读了,阅读只是我们所有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载体。对于中学生以及社区里面的成年人,你很难说,“书好好看啊,我要拽你进来看书”,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反人性的,也有点勉强。有什么东西既适合他们的需求,又能够协助小镇居民变成一个终身学习者、激发他们内心对于自我提升的需求呢?所以我们慢慢做起了社区学堂,做起了小义工课外兴趣小组,做起了冬夏令营。其实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公益

做公益就该完全免费吗

新京报:刚开始建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有为”还带有一些商业管理模式。你如何看待这种将商业和公益结合的模式?章瑾:我在外面待了十几年回到家乡的时候,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又想要做一点建设性的事情,而且其实也是带着很多傲慢的。我觉得我身上最初的“傲慢”,一方面是对于小城的,另一方面是对于公益的。

总体来说,“有为”的公益色彩更浓,但我一直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更高效的做公益的方式,有一些绩效总是有益处的,不能说因为做公益,所以不受绩效约束。而且有了绩效的约束,你所做的才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毕竟你拿的是公众的钱,要对公众负责。

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的让渡,包括话语权的让渡、决策权的让渡、荣誉的让渡等。如果说这个图书馆是二妹的图书馆,那好,一切由我自己决定,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它是三门人的图书馆,这意味着我要让更多的三门人理解这个事情,其中涉及很多妥协与沟通。

新京报:确实,“公益”这个词经常被误解,似乎公益就是扶贫,做公益就要无私奉献。

章瑾:如果商业和公益的思维都有,我相信这个组织是能够更加成熟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善良的人,就要更有能力才行,否则善良和无能画了等号,谁还愿意投身公益呢?

新京报:你说到,在做公益的时候,除了“热腾腾、暖乎乎的人情味”,还有很多“为难的时刻”,而这些为难又往往来自公益约束,或者说道德约束。对于这些约束,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周旋的方式?

章瑾:大家对于公益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你既然是做公益,就应该少拿工资”,以及诸如“应该怎样怎样”的说辞。我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目前的社会发展、大家的理解就是这个状态。那么面对这种现实,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努力扭转大家的偏见,而不是埋怨大家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人家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人家,这不单单是在做好事,也是我们长久追求的职业呢?

对于这些为难,有些东西我会刻意避免。比如我不太喜欢被塑造成一个伟光正的形象,我会加入一些可能不太完美甚至是大家不太能接受的方面,我觉得这有助于我自己打破枷锁,因为我不想被束缚住,做公益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不代表我不能做别的事情。追求纯净和在商言商,这两个东西并不矛盾。

新京报:书中写到,很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有为图书馆在三门还未能突破“公益不等于免费”这条线,本地居民仍然没有完全信服这是一个会永远践行公益的图书馆。

章瑾:对有为图书馆的怀疑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少了。以前大家认为,你做这件事情迟早是有商业目的的,这个层面已经改善很多了。但对于“公益是不是免费”这件事情,大家的态度还是有保留,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和当地民众有更好的沟通,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最重要的是,有为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沟通。

新京报:现在“活下去”的阻力有哪些?

章瑾:嗯,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完全赚钱养家。(笑)同事们对于社会组织的生存以及筹款,紧迫感还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感受一下生活的压力、也要学习适度地做一些妥协,找到更多人的共赢空间。但我相信大家是有很多潜能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我需要很明确地指出方向,但我又不能去过度干涉,这对我还是有挺大挑战的。

家乡

借助家乡的滋养安身立命

而非迷茫地奔往城市

新京报:在不断重返家乡的过程中,你对家乡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章瑾:有很多。比如建立“有为”女人俱乐部时,我们最初想的是——将女性从麻将桌边拯救回来!不要再过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笑)但其实和她们接触后,发现她们身上蕴藏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我曾经不厌其烦地讲到一位女性黄理理,她说她自己就是“土包子变书香门第”。还有一位我在书中没有写到,一个初中毕业的女性人到中年开始到杭州去上心理学课程,回头检视自己的童年创伤,处理自己和丈夫的亲密关系。我在无数个像理理这样的女性身上发现了我原本对于小城女性或者对于这个城市所存有的一些偏见,我看到了她们身上的巨大能量。

新京报:那三门的男人们呢?

章瑾:男性相对来说比较沉默,压力也比较大,但现在有为的亲子绘本团队里面开始有了爸爸们的参与。还有三门读书会,也有更多的男性开始注重家庭的亲密关系,开始进行非暴力沟通,这些都是很可喜的变化。这也是最近两三年才有的改变。

新京报:你在书的最后说,小镇酷青年,并不是摩托车炸街的酷,而是精神明亮,有为图书馆其实是对乡镇文化堕庸化的解决方案,是对家乡的教育自救行动。你眼中“精神明亮”的小镇青年是怎样的?

章瑾:我觉得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相比,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我们其实是偏安一隅,在现在这个焦虑的大时代里,容易找到一个置放理想和希望的地方,我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被那么多不同的力量拉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安置理想的地方,而且能够为之奋斗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这对于每个人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方向。所以说每个人心中的图书馆就是天堂的样子,但这个天堂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建造出来的。有了这个天堂,你到这个场域里自然就会呈现出你想要的样子。

新京报:你觉得小镇图书馆与城市图书馆相比,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章瑾:还是在地性,能够给予当地人一点力量。我自己就是从小镇出来的,以前回家是一种充电的感觉,因为你在外面打拼,往往要披上一件盔甲,很累,回到家就会被一种熟悉的空气、浓浓的爱所包围。我觉得小镇的图书馆是可以体现这种感觉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为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单单是人与书。书也是人和世界联结的一种方式,一种载体。把人当作书来看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呢?在小城里,虽然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固化,但还是有做不同行业的人,比如做殡葬业的人,比如医生,这些人对人生又是怎么看的?大家的想法各不相同。所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只要愿意,我们都能从身边的环境中提炼出一些养分,它是可以滋养你的,而不是说我们只看到外界或者时代快速变化所带来的那些绚烂、但相对来说转瞬即逝的东西。

我现在其实挺难想象如果继续待在北京,我是不是会处于一个比较劳累的状态。因为确实有太多东西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每天你都觉得自己学得不够或者做得不够,这是很容易让人筋疲力尽的。更年轻的时候,我要向世界证明我自己,我要在大城市打拼出一张床、一栋房的时候才算成功。但时代变化太快,你怎么能去追赶时代呢?对我来讲,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如果说我们的兴趣像木筏一样,我们是可以随着时代的浪潮变化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锚。在家乡做一点点事情,就像一个锚,你经常可以回去看看你自己曾经出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又在你出生的地方造成了哪些新的改变。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责任编辑: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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