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学对时代的“碰瓷”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文学对时代有主动“碰瓷”的行为。

我们的作家开始变得对时代有强烈的诉说欲望。这折射出一种没能参与到时代进程的焦虑。进入21世纪后，文学在时代观的塑造中，发挥着越来越少的作用。日新月异的生活是被科技改变的。连对现实的呈现，靠的也是新媒体，有人把短视频视作绝佳的人类学样本，触角覆盖广袤大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它们有着粗糙且坚硬的现实质感，把一些作家用文字涂抹的装饰，一层层擦掉。千万种真实扑面而来，让人恨不得长出复眼。

顽强的作家想通过文学介入时代，来证明自己对时代的表达依然有效，由此稳固住自己的存在感。作家总是认为自己对时代有绝对的阐释权。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学的记录效用被削弱。

文学与时代分裂的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最后的辉煌开始显现。时代是由一个个真实的现实组成，80年代文学以“纯”为标准，剥离绝对真实，制造不确定性，“将‘现实’视为偶然性、不确定和充满变数的存在”。文学获得了荣光，也走向了封闭。

很快，文学的步伐跟不上90年代不断变化的外部经验。文学评论家刘大先深刻阐释了这种危机像一驾农业时代就开始挎着轭奔波在路上的马车，被生活疾驰而过的高铁列车抛在身后，为了保持尊严，开始自我安慰地吟唱着‘从前慢’。小说要同当下生活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进而虚构要从杂乱的现象中转入内心，这种辩护逐渐变得站不住脚，因为它让内心承担其难以承受之重，终至不可避免地崩溃。”

在这种自我陶醉中，在文学现代性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抗中，文学和时代渐渐脱节，时代的话语权被夺走。一些作家怀抱着的精英意识，实际上是为对时代的无所适从和对现实的迟钝打掩护。所谓的文本实验和突破，只是一枚枚精致的碎片，割断了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或许，有些作家内心深处就不认可时代的变化，把失去话语权归因于时代变化太快，人心浮躁。他们缺乏对时代真正的思考，时间都用来雕琢技艺和加工奇异的经验上。

文学逐渐失去关注，于是有些作家想通过进入历史重新建立和时代的关系。中国人大多喜欢历史，也喜欢在历史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想从前人的生命经验中，寻找人生困惑的答案。但真正能潜心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多，历史学越来越成为一个专门化的学问。当作家发现“文学化”表述历史可以吸引读者，还没形成完整且正确的历史观的前提下，就把历史当作展现人的欲望、日常生活的琐碎、特异经验的背景，把对封闭内心的描摹重新挪移在历史叙述中，使历史也充满了非理性和荒诞。

此时的历史，已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些作家并未想过正确表现历史，而是塑造出一种观念的历史，越靠近当下，这种观念性越强，尤其是对重要历史节点符号化，把在历史中沉浮的人物概念化，未曾认识到历史事件发展逻辑的复杂性。他们缺乏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也缺乏抽丝剥茧的耐心。他们追求的只是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戏剧情境和参差对照，只有把历史情境塑造得越极端，才越能掩饰他们笔下人物行为的诸多不合理和思想上的孱弱，历史仅仅是人物幽深内心的外部装饰。他们并非追随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而是以某种价值立场预设逻辑，以一种直观性、二元对立的历史认知，形成流行的历史论调。一些极端历史书写甚至变成“审丑”。这样的作品谈不上历史还原，更缺乏历史反思。

学者贺照田曾说，直观性的历史认知方式其实是将历史中的对象和事件做了简化处理，却没有注意到任何一个历史社会中的“我”都是被封闭在各种意识、认知方式之中的。要想突破或解放自己的眼光，有效达成自己对人世的关切，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存在状态非常警惕，才有可能与历史、现实形成互动关联。但一些作家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识，把自我与历史都封闭起来。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是开阔的，有逻辑线索的，满足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好奇。可一些文学创作又把历史置换成了封闭、虚无的“现实”，没有来龙去脉，人物虽然充满个性，却在风云变化中不曾获得真正的成长，这样的历史主体难以代表时代的前进方向。

有人借着历史创作不断彰显自己的勇敢。成名作家大胆将历史扭曲、变形，为其戴上各类光环。年轻作家假意从沉迷内心的叙事挣脱出来，触碰某些题材，收获转型成功的称赞。但鲜有人去追究这份勇气背后，所揭露、触碰的真实程度。一些作家缺乏对于历史中人物和情境切身的体会，迅速把历史的转折归结在某一两个点上，夸大或删减某些历史情境，缺乏历史远见。他们的作品呈现一种虚假的历史感，并将这种虚假关联起现实的处境，又将对现实的种种看法，投射到历史中，用当下的视角构建历史，循环往复。

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史跟实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一些作家“勇敢”“诚恳”的姿态，仍让人信以为真，把文学中的历史当作进入当下问题的路径，造成了历史、时代与现实、自我之间错误的联系。历史感影响着现实感，现实感也作用于历史感，错误的历史书写容易让人形成扭曲的历史认知。

有些作家以为仅凭着这份“勇气”和激情，就可以在时代中重寻自己的位置。可远远不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时代书写者，需要投入时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实地走访和资料研读。需要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些作家往往是被网络上某条社会新闻所吸引，以为这就是现实本身，然后进行艺术加工、素材堆砌。他们乐于捡拾一种现成的经验，或迷信个人经验，殊不知看似独特的个人经验背后也存在很多复杂社会、历史面相。尤其是个人历史经验在当下的回溯中显得不够可靠，加入了后设的立场，抽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融入了当代的感觉和氛围，不能被直接还原为事实本身。一些作家缺乏对时代的敏锐感知，这种敏锐不光需要天赋，也需要在大量准备工作基础上磨炼对细节的敏感。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创造性的历史时刻，把被历史记录遮蔽掉的东西打捞起来，形成对世界与他人的切实理解。

新媒体的发展已经使生活实感压迫了历史记忆，缺乏历史记忆就无法把握时代。但我们能否把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把握，把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面呈现寄希望于文学？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如果依然以一种“碰瓷”的手段处理历史、展现时代，必然会陷入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