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窑博物馆的故事

柴窑及柴窑瓷器，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个陌生话题。但在瓷器收藏界，它却声名赫赫。由于存世藏品极其稀少，以至于许多业内人士是闻其名者多，识其货者少。这样，就给一些欺世盗名之徒提供了投机取巧的机会。常常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冒充专家，搏取名利……

柴窑是五代时期后周王朝皇家御用瓷器烧制窑，皇帝郭威去世后，义子柴世宗继位。柴世宗是个伟大的皇帝，短短几年的文治武功，便把后周打造成一个强国，为宋太祖赵匡胤后来的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瓷器史上，柴窑是唯一以皇帝姓氏命名的瓷器。这样，它就比越窑、官窑、哥窑、汝窑、钧窑、定窑有更高贵的血统。在讲究无形资产的今天，柴窑无疑是最有丰富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

柴窑，上承大唐王朝时期，越窑秘色瓷的虚幻遗风，下启宋王朝“官、哥、汝、钧、定”诸窑的千年辉煌，冠之以“瓷皇”那是实质名归！

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公元907——960年），介于唐宋两个伟大的王朝之间。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大分裂时代。邦国林立，互相争伐，战乱频仍。后周在柴世宗（柴荣）的励精图治下，国力迅速强盛，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柴荣英年早逝后，太子孱弱，顾命重臣赵匡胤用一场早已设计好的“陈桥兵变”，让自己皇袍加身，如愿以偿地夺了恩主柴荣的江山。柴窑的命运也就在刻意掩饰宋太祖篡位夺权的恶名中，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存于世的柴窑瓷器极其稀少，这是由于柴世宗在位的时间比较短暂，皇家御窑产品又极其严苛挑剔，合格产品很少。所以，流入民间的柴窑瓷器多是后周消亡后，从皇宫或者皇亲国戚手中流失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残次品很可能是随着后周王朝的覆灭，侥幸跳脱了来不及消毁的命运。

柴窑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抛开瓷器造型艺术特点不说，仅从瓷器所用的物理、化学材料的处理水平，以及表现出来的光洁度、透光性、敲击声、硬度等指标，它就把中国制陶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高度。以至于一千多年时间里，也只有元代使用的“二元配方制瓷法”才能达到与之相近的水平。

这也是柴窑早已使用，但密不示人的神秘所在。

柴世宗对瓷器有着极高的要求。他需要那种：“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柴窑作品。为了这句皇帝圣旨，窑匠们穷尽心血，殚精竭力，不知经历了多少失败、挫折，才打造出“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绝世瓷器。在科学技术还是空白的一千多年前，窑匠们不可能掌握瓷石、高岭土中矿物的精确成份和配比，也没有高级设备对材料进行细致研磨。瓷土筛选更是无法达到今天这样的纳米级水平。烧制中对温度的精确把控，全凭窑匠们个人的经验、运气和吃苦精神。可想而知，一件件精湛瓷器的背后，是多少劳动者付出了血泪和身家性命……

许多年以后，一个普通家庭和柴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这个家庭就是西安的王学武先生和他的夫人寇玉徽女士。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安古城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到处都是热闹喧嚣的建设工地。那些沉睡了千年的地下文物在挖掘机的轰鸣中，纷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些青铜，钱币，金银，漆器等有价值的文物被有关部门收走，但更多的则是悄悄流入到私人手中。土坑中散落的瓷器碎块，瓦片骨骸无人搭理，许多都被当作垃圾一车车倒掉。有着良好陶瓷鉴定背景又喜欢收藏的王学武夫妇，知道它们的文化历史价值。在我国著名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的指导下，他们发现了其中有些陶瓷残片，就是历史文献上屡次提到的那个“神秘柴窑”。

有了这样惊喜的收获，也就开启了王学武夫妇后来漫长的艰辛之路。二人关掉自己的工厂，卖掉经营的酒店，把所有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收集保护柴窑瓷器的事业上。近二十年里，他们跑遍全国各个地方，打听各地考古挖掘动向。凡是获悉有五代墓葬出土的场所，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了收藏极其稀有的柴窑瓷器，他们跑了无数次的冤枉路，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常常为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又担心错过收藏机会而心力交瘁，自责惋惜。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学武夫妇手中的柴窑藏品渐渐多了起来。望着这些无处堆放的珍贵宝贝，他们有了捐献国家的想法。可是，西安是个文物大市，需要保护的文物实在太多，政府没有那么多精力和财力去处理这些事情。焦急之中，有朋友就建议王学武夫妇筹办一个柴窑博物馆。通过文物展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柴窑，欣赏精美的柴窑瓷器，领略中华文明古老的文化。

终于，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在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开张了。随着知名度的提高，问题也随之而至。来自陶瓷界的学者和收藏家们就质疑，“柴窑博物馆藏品是柴窑真品吗？”、“柴窑窑址在陕西吗？”带着这些质疑，王学武夫妇又踏上了考证柴窑，研究柴窑的学术之路。

学术研究是一个比收藏更为艰辛的道路，尤其是那些没有被纳入到公共财政支出的领域。经费需要个人筹集，跨学科研究需要完备学术生态。王学武夫妇以一已之力又开始了这段新的艰苦探索。

他们从卷帙浩繁的古文献里寻找线索，甚至到万里之遥的大英博物馆里，寻找最早记载“柴窑出北地”的原版《格古要论》。把后人在增删版本中，画蛇添足地注释：“北地指郑州”的谬说扫荡了个干净，给几百来的争论做了正本清源的了断。

为了证明这个“北地”就是陕西耀州一带，王学武先生从古代历史地图、金石碑刻、名人记载、史记县志等几个方面的资料中，证明“北地”就是如今陕西省耀州，富平一带。这个从战国时代起就设立的地名，持续了近二千年。详实的史料，无言的碑刻，让中原某省强称自己是“柴窑”家乡的说辞，顿时失去了底气。

在文物走私猖獗的年代，王学武夫妇为求得碑刻上记载的那么几个文字，不惜高价从文物市场中赎回流失的文物。贪图钱财的盗贼还比较容易打交道，碰到一些监守自盗者则要难的多。

最近几年，国家对民办博物馆限制开始松绑。王学武夫妇的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开始小有名气。络绎不绝的四面八方游客，在领略那一件件精美柴窑瓷器的同时，还能聆听王学武先生讲述的收藏故事。王学武先生对展柜中的每件器物、每块残片，他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它们的故事。那是说者动情，听者感动，大家一起陶醉在悠远静谧的历史长河中……

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如今已与国内外众多博物馆建立起联系，经常开展合作交流。也与国内众多高等院校建立起教学，研学基地。作为西安市政府特聘专家、西安文理学院特聘教授，九三学社专家组成员，王学武夫妇承担了西安市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先后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柴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在西安市政府的支持下，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正迎来它前途光明的未来。

王学武先生因与柴窑结缘，在国内有了“柴窑王”的雅号。这既是对他付出心血的赞誉，也是压在他身上的一付重担。柴窑的窑址还深藏在耀州的某个地方，需要时间和技术去挖掘发现，需要国内文博部门对民间博物馆研究不设门槛限制。柴窑制瓷的瓷土还要用现代科学手段去分析、化验。多学科协同攻关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切都是横亘在王学武夫妇面前的大山。

论资产王学武夫妇身价不菲，论金钱他们却是个穷人。在财富面前，他们二位是精神上的富翁。发生在王学武夫妇身上的事以及他们的柴窑藏品，将会演绎出新的更动人的故事。这种历史巧合和机缘命运，也许就是历史文化绵远悠长，亘古通今的魅力所在吧！

致敬王学武先生！致敬寇玉徽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