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公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提及“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笔者认为这是确保政策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的举措。具体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而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调没有改变,但措辞的变化却传递出很大的不同。
“收短放长”思路料延续
就货币政策而言,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而今年修正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保持中性”到“松紧适度”,从“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变化,充分说明了明年央行在货币政策层面会更多地从“稳增长”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因此无论是金融体系还是实体经济,在流动性感受方面会有明显改善。
今年的会议特别强调了“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关键点。在年内四次实施定向降准释放资金合计约2.3万亿元的前提下,央行推出了系列配套政策来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例如扩大合格担保品范围和适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来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在宏观审慎评估(MPA)中新增临时性专项指标,专门用于考察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情况;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稳定和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有多重原因,除了金融机构本身行为具有顺周期特性,导致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有惜贷倾向之外,金融去杠杆、对需求前景不乐观也导致部分企业投资意愿明显下降,从而导致有效贷款需求不足。因此,在难以实现同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情况下,央行倾向于短期内先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因为短期内“融资贵”只是成本的问题,而“融资难”关系到企业的生存。
由于金融机构负债端增长缓慢,无法支撑表内信贷扩张,因此央行明年会继续降准,通过提升货币乘数来增强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同时,预计明年外贸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下滑,通过降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由于外汇占款减少而导致基础货币下降的负面影响。此外,笔者认为明年央行还是会继续“收短放长”的操作思路,目的是释放更多廉价中长期资金来鼓励投资。预计明年央行会有3-4次降准,幅度可能会在100基点左右。货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信用债发行回暖,加上今年表外融资大幅萎缩后会在明年趋于平稳,因此表内信贷提速会带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大致平稳。
财政政策会落到实处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市场普遍希望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呼吁加大减税力度,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中关于财政政策部分的内容受到高度关注。去年会议的定义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而今年修改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从“取向不变”转为“加力提效”,从“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转向“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这意味着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多落到实处。
虽然预计明年美联储加息步伐会放缓,但笔者认为做出美联储加息周期即将结束的结论依然为时过早,因此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层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制约。此外,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政策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笔者预计明年财政赤字率可能会重新调回至3.0%,但也不排除明年预算赤字率会突破3%。如果这样的话,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会超预期。财政政策刺激不外乎增加支出和降低税负,这两方面在本次会议中都有提及,但相对于“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来助力基建补短板,市场更关注的可能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来为实体经济减负。
从国民收入首次分配角度来看,我国的确存在减税的空间,而且从理论上说,对家庭减税可以提升收入从而刺激消费,而对企业减税可以提升资产回报率从而促进投资,两者都能创造有效的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此外,市场之所以对减税抱有很大期望,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美国政府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明显。但笔者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推行的减税政策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放大美国经济上行周期中的内生复苏动能的作用,并非是美国经济复苏延续的主导因素。
我国目前处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意愿低迷,特别是一向是经济增长稳定器的消费动能在2018年由于受到地产周期的影响而减弱,让市场对消费升级逻辑产生一定的疑问。因此,由于对未来需求和收入下降的担忧,企业和家庭很可能会把减税转化为储蓄而非投资和消费。短期内从稳增长效果角度来说,增加财政支出的效果要好于扩大减税规模。
从长期来看,笔者认为,由于财政支出压力将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而会显著提升,因此大规模永久性减税的概率不大。我国目前人口拐点已现,考虑到目前社保已经存在不小的缺口,这意味着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上行。此外,我国依然需要在制造业和消费升级方面投入巨大的资金来推动经济转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政府在减税方面的政策空间。无论是短期内“稳增长”需要,还是从中长期内财政支出压力持续上升来考虑,依靠大规模持续减税来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困难较大。
总而言之,笔者预计明年国内宏观政策组合将是“稳货币、松信贷、宽财政”。鉴于目前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主要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本身继续大幅宽松的必要性不大。明年央行继续降准更多是“置换”属性,通过“收短放长”来释放更加廉价的中长期资金提升金融机构的表内放贷意愿来为信贷松绑。在中央指引财政政策需要更积极的背景下,预计明年预算赤字率、地方政府债发行和减税降费的规模都会有较大提升,各项“宽财政”措施会积极落到实处。
目前中央在政策层面的调整主要是避免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在二者可控的情况下,允许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来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是理想的选择。政策调整过程中,需要政策执行者对未来经济走势有充分的预判,从而赋予政策调整更多的前瞻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拿捏政策调整的力度、防止政策超调是对政策定力的考验。政策定力可以带来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政策的可预见性来影响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为,从而来提升政策的有效性。(摩根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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