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不渝”的重要见证

——许寿裳对《鲁迅全集》的贡献

鲁迅(前排左一)和许寿裳(前排右一)在东京留学期间。图：文汇报

因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下文简称《全集》)的面世，这十几年来，鲁迅研究界人士回顾《全集》出版之历程，难免也会说到第一部《全集》的出版。然而，读了有关专家的文章之后，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许寿裳先生被忽略了。这些文章，大多只提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的工作，只提“许广平、胡愈之、王任叔等人的共同努力”，只提“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而几乎不提许寿裳等人在此之前的种种努力与贡献，既有违史实，也有失公道。

许寿裳是鲁迅“常常引以为自豪”的“生死不渝的至友”。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编注的《许寿裳书信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书中，有从1936年10月28日到1938年5月29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和许广平的30余封信，无不与编辑出版《全集》有关。这些书信记录的都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不是事后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鲁迅逝世两天后，即1936年10月21日，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提出出版《全集》之事。从那时起，他就为出版第一部《全集》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举其要者，大致有五：

其一，关于《全集》的注册。

《全集》的注册，先是报国民政府内政部，之后又转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此过程中，许寿裳始终予以密切关注。他不但请求蔡元培出面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协商，也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进行疏通。例如：1937年5月3日，致信许广平，云：“注册事，时机不可失，裳已函蔡先生及中央党部方希孔(治)，请其设法，予以通过，陈大齐、沈士远二兄处亦同样函托。”5月27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回信说：“鲁迅遗著事，承先生亲与力子部长一谈，部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误解，使一代文豪，荣于身后，亦全国文化之幸也。”从中穿针引线，可谓紧锣密鼓，不遗余力。

其二，关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以及《全集》编辑委员会。

鲁迅逝世之时，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后转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会。许寿裳在为第一部《全集》出版奔走过程中，深感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迫在眉睫，并为促成此事，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1937年4月29日许寿裳为《全集》注册事致信许广平时，就说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确非从速成立不可”，提及汤尔和等五人可由他去接洽，斯诺夫妇已托人去“面询”。5月27日致蔡元培信说到北京方面已征得汤尔和、胡适之、马幼渔、周启孟等七人同意。1937年7月1日致蔡元培信及7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则不仅说到纪念委员会，也说到了《全集》的编印(辑)委员会。

其三，关于《全集》的出版机构。

从1936年11月10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可知，他在那时已开始为《全集》的印刷事宜操心。当时，许寿裳“亦以为最好自印”，因而，他在信中说，“惟须立定计划，先将著译两方面字数核计一下，共有若干？然后向印刷所估价，不妨多找几家，以资比较。北平方面，可由裳往询，请求知字数大略。”然而，自印毕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又转请马幼渔出面找胡适之，请胡适之与商务印局馆的王云五商谈。由胡适之帮忙，事情进展或许较为顺利，到了1937年7月5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写信时，已是为“版税一层”，要蔡元培先生“赐函，与商务磋商”了。

其四，关于《全集》的总体构想。

1937年7月2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提出了编辑《全集》的总体构想，许寿裳说：“总之，既名《全集》，应该全盘计划，网罗无遗，不过可分为若干部，如(一)创作、(二)翻译、(三)纂辑(如《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及所搜汉唐碑板)、(四)书简、(五)日记……翻译中，凡《域外小说集》之三篇，《日本小说译丛》之若干篇，均应列入。现在最先应准备者，是《全集》总目及《全集》总序，此事非弟担任不可。请着手为盼。”日后出版的《全集》，基本上就保持了这样一个格局。《全集》的序言，也是许寿裳提出并出面请蔡元培撰写的。1937年7月5日，他致信蔡元培说：“又《全集》总目，现正由景宋夫人准备初稿，将来脱稿后，当呈尊核，并求赐序，以增《全集》声价。”

其五，关于作品收集与文字考订。

早在1936年10月28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已关注到鲁迅作品的收集了。除了“已经刊行之单行本”，许寿裳还特别指出，“其余未完成之稿”，他自己也时时留意。例如，鲁迅在香港的讲演，除了《无声的中国》，尚有《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鲁迅在《三闲集》序文上说：此文“寻不到底稿了”。许寿裳在群众图书公司刊印的《散文甲选》中看到这篇讲稿，末尾注明选自《鲁迅在广东》，当即抄录一份，于1937年3月17日寄给许广平。许寿裳在整理《鲁迅年谱》时，接触到鲁迅于1913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于是在1937年5月7日给许广平的信中，特别提及：“豫兄有一篇试作小说载在民元二年之《小说月报》，篇名及月报号数尚未查出，如弟处已查出，应予补入。”

有关文字考订，只要许广平来信提出，许寿裳都尽其所能寻找依据予以考证，例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二句，杂以×××，许寿裳写信告诉许广平，“大约一句指吴稚晖，一句指张东荪”。

除此之外，许寿裳还为《全集》刊登广告，筹集资金，可谓不遗余力。

就在许寿裳写信要蔡元培“赐序”(7月5日)两天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的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商务印书馆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为西北临时大学，许寿裳也随之到了陕西。所有这些，都使《全集》的出版工作很难再按原先的轨道运行。于是，第一部《全集》的出版工作，遂以民间的方式在上海运作，由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出版。但实际上，《全集》的大致框架与许寿裳先前向许广平提出的没有多大出入，可以这样说，许寿裳与许广平等人前期的努力，为日后胡愈之与“复社”能在短短四个月中出版《全集》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他与鲁迅“生死不渝”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