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西方现代诗人如波德莱尔、里尔克、兰波等已被中国读者所熟知，但诗作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或还未被足够重视的杰出诗人也不少。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诗歌丛书“俄耳甫斯诗译丛”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把他们发掘出来。历经五年，目前第一辑五册已经面世，分别是《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覆舟的愉悦：翁加雷蒂诗选》、《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愤怒与神秘：勒内·夏尔诗选》和《花与恶心：安德拉德诗选》。

依据以往的传统，外国诗歌的引入会倾向于以学院派体系或诺奖体系等为参照，而这套译丛在甄选作者时，则希望从诗歌本身的诗学价值出发，将目光放在19世纪末西方现代派诗歌运动开始到二战结束这一西方文学的高峰时段，并配以一流译者，目的是发掘优秀的外国诗歌宝藏，尤其是那些在华语世界还尚未充分绽放出光彩的当代杰出诗人。用主编凌越的话来说，希望做“在中文世界被遮蔽的特别棒的诗”。

虽然于中文世界被遮蔽，在各自的语种里，这些作者却已是熠熠生辉的诗山群星。霍夫曼斯塔尔是19世纪末维也纳万众瞩目的少年诗才，曾被茨威格和里尔克尊称为“时代的首领”。他的诗轻盈俊逸，有宛如天成的精致完满。（“我们自己只是空房间，成千的梦在其中拨弄出彩色的游戏。”——《白扇记》）

拉美现代诗歌开拓者安德拉德深受民众敬爱，是形象已被印在巴西货币上的“国家诗人”。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演员费尔南德·蒙特纳哥和朱迪·丹奇朗诵的正是安德拉德的《花与恶心》（“我确信一朵花正当街绽放。”）他的诗作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触角伸向社会的黑暗和小人物，语言简洁，充满幽默与嘲讽。这次在“俄耳甫斯诗译丛”中，霍夫曼斯塔尔和安德拉德的作品都是首次译介成中文。

其余三位诗人曾经有过中译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隐逸派鼻祖翁加雷蒂的诗作曾和夸西莫多、蒙塔莱的诗歌一起作为合集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个小册子《布莱希特诗选》；被加缪誉为“兰波之后最伟大的法语诗人”的勒内·夏尔也有少数的译作面世。只不过，他们的重要性似乎一直尚未通过汉语翻译达到。原因或许各有不同，比如布莱希特，在中国他的诗才就长期被其戏剧成就所遮蔽。因此，这些诗作的翻译出版，也可被视作是一种批评行为。诗人冷霜认为，从对诗人的遴选上就可以看出，编者对现代外国诗歌的翻译状况一定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虽然有的好诗以前被遮蔽，但这和翻译难度、过去读者的接受程度都有关。今天有机会推出更全面的译本，对当代读者和写作者都会产生影响。

译丛的几位译者刘国鹏、李双志、张博、黄灿然、胡续冬等均是语言的精湛诠释者，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所译诗人研究颇深。《覆舟的愉悦：翁加雷蒂诗选》的译者刘国鹏说，因为诗人绝不是只会玩弄语言的“魔术师”（但他们首先是语言的“炼金士”），他们所表达的往往还有所处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神学的变迁和对传统的反思，所以“翻译首先是解释工作，不光是语言上的理解”。译者必须钻到诗人的所处时代、教育背景、思想观念中，进入诗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才能找到通往解释的道路。通过一些研究性的注释，再帮助读者进入，这对读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或许不少读者觉得诗歌理解起来有困难的原因即在此——诗歌是文学中的数学。

译者试图理解所译之诗，选用最恰当的中文还原其灵魂，实非易事。研究性的注释辅助是一方面，在字词的选取和推敲上译者也会花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比方说，刘国鹏认为翁加雷蒂的诗虽不需要做太多的注释，但他用词非常简约，既然他已经“把词语劈开来写作”，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也只有用同样的方法才能还原语言的力量。

翁加雷蒂的《清晨》算上连词总共只有四个单词，但这是他最著名也是最难的一首诗。刘国鹏花了半年的时间翻译它：“我破晓，无远弗届。”在表达“自我澄明”和“无限”的意思同时，结合标题《清晨》的语境，他的理解是诗人在清晨的破晓时分与太阳产生了一种共振，里面有一种难言之美。

既然是“难言之美”，那么经过翻译，诗在语言上的美和音乐性会不会有所减损？弗罗斯特也曾有名言“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对此，主编凌越比较乐观，他同意尼采的看法，认为诗歌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最次要的——只要有“可翻”的存在，那么它依然重要。目前译丛第二辑的出版工作也已启动，预计于明后年陆续和读者见面。

“俄耳甫斯”出自希腊神话中的典型诗人形象俄耳甫斯，诗人以凡人之躯掌握了歌声（词语）的神奇力量，以至于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百兽俯首、波浪平息。希望这位集技艺、勇气、痛苦和不屈于一身的诗人能引领着读者，看见诗人们嘴中吐出那闪光的词语。（曾子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