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民国小说家——台湾文学家朱西甯先生小说集《铁浆》《旱魃》盛大发布
2018年10月29日晚，台湾文学家朱西甯先生的小说集《铁浆》《旱魃》在鼓楼西剧场盛大发布。本场活动由史航主持，作家的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分享了父亲的文学人生、对她们创作风格的影响以及与张爱玲的文学因缘，虹影、赵立新分别朗读了《铁浆》中《贼》和《铁浆》的选段，向文学经典致敬。女婿唐诺与朱家姐妹的好友戴锦华以“旁观者”角度谈论朱西甯的文学成就，与全场读者一起追溯“小说家的返乡之路”。
史航主持朱西甯先生小说经典发布会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第18年，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半个月前，张大春在电台节目《小说大学》中重读朱西甯时感慨不已，并称朱西甯为“小说叙述形式的先锋者”。一位真正的作家会被忽略，但不会永远被遗忘。史航借用马尔克斯的说法，“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爱我”——“因为他知道还有朋友在明天、后天认识他”。
朱西甯的一生，也是一部独特的私人文学史。他是眷村的居民，被称为“军中三剑客”之一，也是朱家客厅的大家长；他是台湾文坛饱受争议的外省作家，是“乡土文学论战”的旗手，也是青年作家的文学伯乐；他是张爱玲口中“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是莫言尊崇的“文学先驱”，也是刘大任赞叹不已的“在台湾发现的鲁迅传人”……他也许是我们最后发现、出版，接续五四白话小说传统的“民国小说家”，是缺席已久的“现代小说艺术的冶金者”。
此次由理想国出版的《铁浆》与《旱魃》是朱西甯的小说代表作，也是其作品简体版的首次面世。这一次，朱西甯以书写者的名义，而不仅仅是台北朱家三姐妹的父亲，强势进入了大陆读者的文学视野。
朱西甯曾是张爱玲的粉丝
生平与创作：一个人的台湾文学史
朱西甯本名朱青海，生于农历1926年6月16日，在江苏宿迁长大，祖籍山东临朐。据朱天心介绍，朱西甯是爷爷奶奶四十多岁时的幺子，有两个哥哥和六个姐姐，但在他出生时都已经去了外地生活，从小陪伴他长大的，是“年龄像爷爷奶奶一样”的父母，讲的山东老家的传说故事，“如此丰富又如此寂寞”。
后来年少时随文学青年六姐去了南京读中学，由此读到了张爱玲，成了张的“粉丝”。抗日战争的战火燃起，他弃学从军，背包里唯独塞了一本用勤工俭学的三分之一薪水买的《传奇》，到东到西，遍地战火里了走过来。1963年，抱着向大海中寄瓶中书的心态，给张爱玲去信讲了这个故事，不料却于1965年收到回音，“西甯先生：《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请原谅我不大写信。祝健笔。”
21岁时，朱西甯在南京的《中央日报》首次发表了小说。1949年，本来在读杭州艺专的他弃笔从戎、随军赴台，37岁时出版《铁浆》，1970年出版了《旱魃》，步入了第一个文学巅峰，于是在46岁便提早退役，专注写作。他的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散文、评论。上午写长篇，下午“干活”，也就是写短篇。在朱西甯看来，写长篇要容易得多，因为里面的人物会自然生长、按时报道，而短篇写作更像是一场搏斗，必须寻找到最符合题材表达的语言。他对写作张力的要求，也使得短篇写作变成了一个“研发部门”，具有极强的实验性。
八十年代时，台湾进入了迅速的城市化，作为小说家的朱西甯敏感地意识到台湾的现实发生了变化，“他必须用不一样的容器和语言呈现”，于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朱西甯致力于自我革命，陷入了漫长的转折期，朱天文认为，“面对现实，回答现实”，是朱西甯作为一个“天生小说家的素质”。
及至晚年，朱西甯着力写作《华太平家传》，八易其稿，预计写满300万字，却在写到55万字因肺癌病逝。
这些固然是扎实的履历与传奇的轶事，而鲜活的形象，也在现场嘉宾的不断补充中变得栩栩如生，“一生体重不过百”，“四十多岁已经满头白发”，“八哥会拿他的银发做巢”，“文学青年多半在他们家蹭过饭”……
更像鲁迅还是张爱玲：朱西甯占据了文学史上一个更奇特的位置
谈到朱西甯与鲁迅和张爱玲的继承关系时，几位嘉宾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朱天文认为，朱西甯作品的呈现是鲁迅式的，但他的启蒙却是张爱玲
朱天文认为，朱西甯作品的呈现是鲁迅式的，但他的启蒙却是张爱玲，二者的差别，恐怕是“对文学的鉴赏力或者是文学素质的质感的认定”。在她看来，鲁迅是多年以来文学史上第一位国民抒情诗人，是国民偶像，他是站在潮流上的风头人物，站在所谓的进步一方。就像1968年的萨特，年轻人们说：宁与萨特一起错，不和阿隆一起对。所以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背后是有千人万人的，是张爱玲的背后就是她一个人，在潮流之外冷眼旁观，甚至是云端上看厮杀。但是我觉得父亲能感觉到这个文学素质，这个素质在今天来看尤其可贵。
虹影与朱西甯笔交多年
虹影与朱西甯笔交多年，第一次见面是1996年台湾中央日报办的文学大会，在她看来，朱西甯跟鲁迅或者张爱玲都绝不雷同，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华太平家传》，“把它放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国家来看，都是中国式的。他讲的是故事或者人物的本性，不讲主义和观点，这是非常难得的”。
唐诺强调朱西甯特别喜欢张爱玲，但并不限于张爱玲
唐诺回顾了自己在《返乡之路》中的说法，强调了朱西甯特别喜欢张爱玲，但并不限于张爱玲。他的笔调像鲁迅，又远比鲁迅温柔。“我们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看到的，是当时比较迫切地不把文学当做最高的东西，而是文学是为更神圣的东西来发声的，那种东西在朱老师的笔下变得有力道，里面的黑暗不是单纯是黑，而是呈现出各种层次。对他笔下的恶人和坏人，可以多看一眼。文学上多看一眼很重要，只有多看一眼很多东西才会浮现出来。所以我无意比较他跟30年代的鲁迅、老舍，毕竟时代过去了。在他的笔下的小人物世界，即使是在民智未开的社会，朱先生总会呈现那种世故的民智好像可以解开的事情，这在他的小说里面常常出现的角色，我在鲁迅的小说里面没看到。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真实的世界是不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我可以得到一些微弱的可能性跟希望，这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温暖的。”
戴锦华认为朱西甯先生占据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
戴锦华则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不会把朱西甯先生放在鲁迅和张爱玲之间去做定位或者考量，因为朱西甯先生占据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他既是最早出现的所谓的军旅文学，但是他一开始就偏移出去了；他写所谓的怀乡文学，但是从一开始他的作品就不仅是乡土，而是现代中国文学，把其中广袤的土地和历史，那种极度赤裸但是同时携带着历史传承的东西带到了台湾文学当中；这种双重的东西是在台湾文学当中绵延出来的，却又非常清晰地唤起寻根文学中的那种民族寓言的书写，这种民族寓言又台湾本土的写法，就是他自己揭秘的一种本土现实政治的。“朱家除了是台湾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者，除了他们自身勾勒出台湾文学的脉络之外，同时也是另外一个视点当中的台湾史或者是冷战史。他们以作品的方式负载着，但同时也以他们的家庭故事负载着、以他们的传奇方式传递着一个历史故事。在朱西甯的作品当中你强烈感觉到中国，但同时又强烈感觉到被冷战切割的两岸，台湾文学在当代中国曾经具有的奇特位置，就是它不在，又是最大的在。就是这样一种书写，在这个脉络当中，连缀起后来的乡土文学。但是相对于后来更成熟老道的写法，朱西甯先生的作品、事业、气度和人生的诉求，又是此后的作家难无企及的。所以他真的是站在特别的位置上。我永远会感兴趣的是三三的出现，聚集起台北的文艺青年，开启了一个特定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以前没有过，此后也很难再复现了。”
此次由理想国出版的《铁浆》与《旱魃》是朱西甯的小说代表作
《铁浆》与《旱魃》：迟到五十年的文学经典
《铁浆》写于台湾的1960年代，故事设定在清末民初的山东乡野，九个短篇故事，一群血性汉子上演着仇杀与救赎、侠义与温情，在命运面前抗争与毁灭的悲剧，复活了“战国时代的血性”（张爱玲语），乡土成为勘探人性善恶的舞台：为了争盐运生意灌下铁浆自戕的孟昭有（《铁浆》）、在酒楼上吃炒人心的屠夫傅二畜（《刽子手》）、不求神婆自学医书而接连害死家人的能爷（《新坟 》）…… 白先勇先生说：“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 阿城也盛赞“《铁浆》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今天这边的读者接触过的台湾类型小说，深深浅浅总有《铁浆》文字的影响，却不如《铁浆》的铮铮到骨。”
时人以为《铁浆》是返乡文学，但直到九十年代朱西甯自曝写作的缘起是孙立人案，人们才知道这是作家胸中的不平之气难以排遣，于是灌注到了想象中的华北原乡。在朱天文看来，“萝卜菜籽结牡丹”，这正是文学的奥妙与慷慨。“这不正是文学吗？往往等于是作家写我所能写，给我所能给的，读者取他所能取的。但是常常一个作家所能给的东西，碰到一个非常高明的读者，可能读者得到的是远远超过作家要给的。就像《铁浆》，完全叛变了作家，走向自己很多重可能的未来。”
《旱魃》台湾版推出时，莫言作序：“朱先生是我真正的先驱。我庆幸现在才看到《旱魃》，否则将失去写作《红高粱》的勇气。对一个少小离家、浪迹天涯的小说家来说，他用语言寻找故乡，他用语言创造故乡。”《旱魃》这部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先行之作，是朱西甯先生现代主义文学探索的代表作。以遥远世界里的华北老黄河为背景，讲述乡里闹旱灾，到处缺水，唯独唐家油坊的那口水井源源不绝地涌着清泉，村里传言出了旱魃怪物。作家从当地的古老传说取材，以杂耍班女子佟秋香和土匪头子唐铁脸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感情的热和天地的旱燥互为呼应，成就了这部悍厉的小说。作者的语言强悍、饱满、意象丰富，像从李贺的诗里化出，犹如乱石砌成的墙壁，布满尖锐的锋芒。
正如朱天文所说，“大陆读者迟了20年才看到张爱玲，但迟了50年才看到朱西甯，而且这两本书也不过是他37岁之前完成的东西。”据悉，理想国还将出版朱西甯的《狼》《破晓时分》等作品，力求呈现出朱西甯更丰富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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