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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我从未放弃过对孤独、愤怒和忧郁的表达

2018-10-15 06:52 来源 : 楚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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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等着他处理邮件,为他的新书写新诗,或者修正智利新版《二十首情诗》的校样。

下午,在他每天的午觉之后,我们会坐在面向大海的露台上。聂鲁达说话的时候会手握录音机的话筒。话筒除了录下他的声音,还录下了海声作为背景。

译| 俞冰夏

《巴黎评论》:你最强烈的记忆是什么?

之后,看到这些朋友被内战彻底击败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情,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恐怖的现实里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压迫。

《巴黎评论》:从某种意义来说,你在加西亚·洛尔迦去世前写的对他的颂歌,预测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聂鲁达:是的,那首诗很奇怪。奇怪是因为他曾经是个如此快乐的人,那么充满喜气的一个人。我根本不认识几个像他那样的人。

从这种意义上说,处决他的罪行是法西斯主义最无法被宽恕的罪行之一。

《巴黎评论》:在印度的那几年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聂鲁达:我对印度之行中的遭遇没有准备。那片不熟悉的土壤的灿烂让我沉浸其中,但我感到十分绝望,因为我的生活和我的孤独过于长久。

我从未经历那些指导过很多南美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神秘主义。那些去印度为他们的焦虑寻找宗教性解释的人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与我不同。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与你的个人生活是不是紧密相连?

聂鲁达:一个诗人的生活自然应该反映在他的诗歌里。这是艺术的准则,也是生活的准则。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可以被分为几个阶段吗?

聂鲁达:对此我有比较混乱的想法。我自己并没有各种阶段,但评论家们总是在发现这些阶段。

这些倾向如今都被融入我现在的诗歌里。我总是出于内在的需要才写作,我想象对所有作家来说都一样,尤其是诗人。

《巴黎评论》:我见过你在车里写作。

聂鲁达:我在任何可以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写作,我总是在写作。

《巴黎评论》:你说过你喜欢读侦探小说。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聂鲁达:侦探小说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埃里克·安布勒的《德米特里奥斯的棺材》。我读过安布勒自此以后的所有作品,但没有一部有这一部里最基本的完美,那种特别的复杂,那种神秘的氛围。

西默农也很重要,但詹姆斯·哈德利·蔡斯超越了恐怖,超越了惊悚,也超越了一切其他写作当中的毁灭性。

当然,提到侦探小说,我会想到达希尔·哈米特。他把这整个类型从一个非主流的魔咒里拯救了出来,给了它坚定的基石。他是个伟大的创造者,他之后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约翰·麦克唐纳是其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

没有比这些侦探小说里表现出来的政客与警察的疲惫与腐败、大城市里金钱的影响力、北美体制所有部分里充斥的腐败,以及“美国式生活”更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了。

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有戏剧性的证词,然而这些责备又是最微薄的,因为文学评论家们从来不把侦探小说放在眼里。

《巴黎评论》:你想对今天拉丁美洲文坛发表什么意见?

聂鲁达:不管是洪都拉斯还是纽约,蒙得维的亚还是瓜亚基尔的西语文学杂志里,几乎都是同一种艾略特或者卡夫卡风格的时尚文学。这是种文化的殖民主义。

在成千上万的智利家庭里摆设的那些难看的陶瓷品都是“进口的”,而它们都非常差,只不过是在德国或者法国的工厂里制造的。这些东西被认为质量很高仅仅因为它们是进口的。

《巴黎评论》:你会给年轻诗人什么建议?

聂鲁达:哦,对年轻诗人我没有建议可给!他们必须自己找到自己的路走。

他们会遇到表达的困境,他们必须自己克服。但我绝对不会建议他们从政治诗开始写起。

必须要写过其他所有种类的诗歌才能写政治诗。

《巴黎评论》:你说过《土地的居民》中的诗歌“不能帮助我生存。它们帮助我死亡”。

聂鲁达:《土地的居民》这本书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也最危险的一段时光。这本书里面是一些没有出口的诗歌。我几乎必须从中重生才能摆脱它们。

是西班牙内战把我从这个我至今不知其底的深渊里拯救出来,那些重要而严肃的事件让我必须冥想。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我会禁止人们阅读这本书,制止这本书再加印。它把人生痛苦的负担夸张了,变成了一种精神压迫。

但我知道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它代表了我当时的思想。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他的某篇散文里说诗歌必须只有哀伤一种倾向:“让哀伤只与诗歌独处。”但我不知道如果一个年轻人自杀了,血沾满他的书,他会作何感想。

我的诗歌像我的生命一样经过各种阶段,从一个孤独的童年,到被困在一个遥远、幽闭国家的青年时期,我走了出去,把自己变成了人类大众的一部分。

我的人生成熟了,仅此而已。

上个世纪,诗人被忧郁症折磨是种潮流。但也可以有懂得生活懂得其中的问题,冲破了风雨以后勇敢存活的诗人。走过了忧伤,得到了充足。

责任编辑:黄采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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