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离职“升温” 董秘“领跑”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高管频繁离职被市场广泛关注。同花顺数据统计,截至9月28日,A股上市公司共有2591家出现高管离职,而在2017年同期,则有2460家上市公司出现高管离职。

业内人士指出,高管变动主要有三种类型,正常工作变动,比如企业内部调整、另谋高就或因为工作压力大而离职;控股权发生变化导致高管团队变化;为了摆脱持股锁定期的约束而提前离职。虽然离职现象正常,但也反映出上市公司在管理团队建设层面的短板,将影响公司的长远决策。

离职原因多样

同花顺数据显示,离职人数超过20人的有6家,离职人数超过10人的有149家。在高管变动中,董秘是一股重要力量。WIND数据统计,包括代理董秘在内,共有760位董秘离职。而在去年同期,仅有684位董秘离职。

离职原因除了常规的公司董事会换届外,公司控制权变更是一大诱因。截至目前,三六零高管离职人数达25人,主要原因是三六零完成对江南嘉捷借壳后,原有的电梯业务被置出,原实控人金志峰携一众老部下择机离场,公司简称也在今年二月底完成变更。

还有实控权尚未变更,接盘买家已经提前入场。今年5月以来,莲花健康高管层发生震荡。5月8日,夏建军与袁启发同时辞去董事职务;6月27日,邢战军辞去董事职务,7月26日,董事长夏建统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等所有职务。而相关高管的补充人选引起外界关注。王维法先后担任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罗贤辉、韩安道出任董事职务。而三人中的罗贤辉为莲花健康债权方安徽国厚方面的人士,王维法与安徽国厚实控人系同乡关系,韩安道则为安徽籍人士。目前,莲花健康董事会7席中,与安徽国厚存在关系的占据4席。外界普遍指出,安徽国厚有望入主夏建统掌控的莲花健康。

今年多家民营上市公司曝出债务危机。其中,*ST凯迪表现尤为明显。公司半年报披露,5月初公司中票兑付违约,债务危机爆发,企业信用评级被下调,融资通道关闭,到期债务无力偿还,各方债权人维权诉求及诉讼接踵而至,凯迪生态及电厂银行账户被冻结,大部分电厂生产陷入停滞,持续经营存在风险;公司职工薪酬近7个月未付,员工团队不稳;令燃料客户欠款无法偿付造成燃料客户围堵公司总部,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在此危机下,*ST凯迪的高管大面积离职,从今年3月份董秘孙燕萍离职以来,多达8位高管辞职,期间包括两位董事长等。与*ST凯迪情形类似,斯太尔有多达11位高管职务变动,其中包括三位董事长离职(含一位代董事长)。目前,公司董事长李晓振因与他人的经济纠纷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此外,监管持续发力下,部分高管出现被动离职。今年上半年,因涉及环境违法问题,ST辉丰被生态环境部通报,其后分别遭到证监会立案调查。此外,公司及董监高也被深交所公开谴责。ST辉丰7月12日公告称,当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永良辞职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因此孙永良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但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影响公司稳定性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上市公司高管变动主要有三种类型,正常工作变动,比如企业内部调整、另谋高就或因为工作压力大而离职;控股权发生变化导致高管团队变化;为了摆脱持股锁定期的约束而提前离职。“今年,上市公司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现象增多,加上市场整体疲软,对于部分高管而言,特别是董秘,工作压力大或者不看好未来,而选择离职。”

某券商策略分析师表示,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原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中企业经营战略变化、行业发展预期不稳定、股票减持等因素都会导致上市公司高层变动。但是高管离职对企业的影响较大,高管离职预示着投资者也将对企业未来经营收益产生动摇。

“高管的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高管流动性过大,则反映出一些问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问题主要是上市公司缺乏吸引优秀人才的激励措施,且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还处于急功近利的阶段。

有观点指出今年高管频繁与大环境有关。但董登新指出,上市公司发展过程并非会一帆风顺,也有许多艰难时刻,阿里巴巴今天的成功部分源于当年“十八罗汉”的坚守,高管频繁变动的主因还是在企业文化和管理团队建设等层面的短板。“高管经常换人,公司的战略很容易朝令夕改,所以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影响到管理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