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水墨年鉴展（2015-2016）暨《中国当代水墨年鉴2015-2016》新书发布”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整理、总结、展现中国当代水墨的当下状态，以开放、包容、平和的态度广泛吸纳具有创新精神和探索意识的当代水墨艺术家，展览发起人张宗喜认为不同时间段作品反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会发生改变，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其初衷并非刻意要做学术性的定义或是进驻美术史，也不对艺术家作类型性的归类和主观的评价，只是力求客观集中呈现当代水墨的当下状态。那么如何定位当代水墨的发展呢？
谷文達 《遺失的王朝：K系列#1》 水墨紙本 180.5 x 965cm 2011
李津 《美食大餐》纸本彩墨 97 x180cm
皮道坚：
上世纪 80 年代我曾不无忧虑地提出过：水墨画面的急迫问题，不在于物质材料的更新，而是水墨性的新发挥、水墨语言在新的语境中的新组合，以及通常被忽视的对这些新的发挥与组合的阐释。90 年代的头五年“实验水墨”还被视为“异端”，批评界也还纠缠在诸如“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笔墨中心与非笔墨中心”这些话题中为中国画的前途命运焦虑不安。伴随着抽象水墨在 90 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综合性的当代艺术展览中，当初围绕着“实验水墨”的种种躁动、不安与争论逐渐平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验性水墨的文化课题已经基本解决。1996 年在广州举行的“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把围绕现代水墨艺术的形式语言讨论置入到后殖民文化和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之中，从而大大拓展了对现代水墨的研究视阈，引发了后来一系列新的话题。“当下性”“可能性”“文化身份”“文化冲突”等等话题很快频繁地出现在有关水墨问题的探讨中。通过这次讨论会，实验性水墨的理论研究开始超越了原来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内容和形式”等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误区，从研究形式和语言转向研究操控艺术家文化选择与语言选择的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
张建君作品在大都会ink art现场
时至 21 世纪初，艺术史逻辑已经有效整合了 20 世纪所有激烈论辩中的各种不同看法和主张，一个由笔墨派、学院派和实验水墨三方构成的水墨画发展的多元化艺术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新的现代水墨系统中，笔墨取向联系传统文脉，输送文化资源；学院派水墨广泛融汇中西古今，是传统水墨精神最主要的当下文化载体；实验性水墨看似传统水墨的异己力量，实质上仍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而且通过它们与纯西化艺术方式的关联与对抗为水墨艺术在当代艺术中争得身份和地位，使水墨文化精神得以在当代艺术中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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