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讲的是交友的心绪。书是学人的朋友，读书何尝没有这种心绪。既在不断地看新书，又在不时地翻旧书。在某种意义上，多次翻阅的旧书更有价值。消费中做回头客，是服务质量好；读书中做回头客，定是书中的韵味深。
岁末年初，世局纷扰。当中国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中东的乱象令人揪心。俄土历史冤家的登场，宗教派别之间的死磕，大大小小各色势力纵横捭阖。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朋友的朋友不是朋友。剪不断，理还乱，远虑近忧，何以排解？
纷争背后最直接的是利益，这场冲突的下场者、插手者、幕后者乃至旁观者，都在盘算自己的利益。然而谁也不能忽视乱象深层的文明底色。冷战刚结束，塞缪尔·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指点未来的世界秩序，历史沉淀下来的宗教文化之争将左右未来大局。亨氏的理论传播极广、争议极多。斯人已经作古，然而别具一格的深邃洞察，至今仍无学人与之比肩。几十年来，每每遇到世界纷争，往往首先被问到的是那句标牌式的话语：是“文明的冲突”吗？
随着全球化中身份的日益多重和微妙变化，认同的茫然发生在那些主动或被动卷入世界大舞台的人们生活中。触角敏锐的理论家，欣如春江水暖，痛似落叶知秋，预感并探究未来世界的深层变化。亨廷顿在提出“文明的冲突”之后，人生最后的著作为《我们是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前者的国内版。前者焦虑于世界，后者焦虑于美国。同一时期曼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的力量》，以更带有信息化的眼光聚焦全球化的认同困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开篇第一句。而今在纷纭的世界中，国家、族群、人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多元，很难简单地划线。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时敌时友，不正是这个时代的景象吗？
将世界朝哪个方向引导，新时代需要大智慧。如果你认为世界上与你不同的都是敌人，那么到处都可能是敌人；如果你认为世界上与你相同的都是朋友，那么到处都可能有朋友。对于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不可不关注，尤其是在底线层面上。但极端主义只有死路一条，宽容包容才是明智而道义的选择。
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在行动上搞“合作”，在利益上搞“共赢”，在目标上旨在促进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我们深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然而这不高于、优于那些旨在固化和强化世界冲突的理论吗？我们深信：正道无敌，大道无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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