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

公众能否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

所谓的“公众”是真的存在，还是仅是虚无的幻影？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

约翰•杜威政治哲学代表作——

《公众及其问题》

    深度阐明国家与公众的内涵，透析民主的本质与可能

（本文摘自《公众及其问题》第一章“寻找公众”）

如果有人希望了解“事实”以及事实的含义之间的差距，应该从社会讨论领域入手。很多人似乎认为，事实的含义就在于事实本身。只要搜集足够的事实，它们的含义就昭然若揭了。据信自然科学的发展能证实这种看法。自然事实有获得人们信奉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因为现象本身。它来自方法，来自研究和计算手段。没有人仅仅通过搜集事实就接受一种特定理论的含义，只要这个人有一套完整的学说能整理这些事实。只有当事实可用于自由启发新观点时，从信念到含义的重大转变才会发生。如果自然科学缺失了实验仪器和计算手法，即使原始事实是一样的，人类的想象力也可能迷失在各种解读理论中。

无论如何，社会哲学的事实和学说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政治事实与关于国家性质的现行理论。如果调查者只观察现象的话，不难从国王、总统、议员、法官、警长、评审员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的行为中发现一种合理的共性。与这种共性相对的，是对于国家的基础、性质、功能和正当性存在的各种分歧，以及意识到这种分歧似乎是无可救药的。如果有人需要的不是事实的罗列，而是国家的定义的话，他就会突然陷入争论中，陷入一堆矛盾的主张中。一种据说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惯例认为，国家是发挥了最大潜能的相互关联的和谐生活；这就使国家成为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完整性的基石。而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众多社会机构中的一个，拥有狭隘但重要的职能，即是其他社会单位冲突的仲裁者。每一个团体都因人类某种既定的利益而产生，并为实现这种利益而存在，教会是为了实现宗教价值，行会、工会和同业工会是为了实现物质经济利益，诸如此类。然而国家没有自身利益，其目的是形式上的， 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自己并不演奏乐器，也不演奏音乐， 其作用是为了确保其他乐手彼此配合齐奏出乐曲。不过还有第三种看法，认为国家是有组织的镇压工具，从出现伊始就是社会毒瘤、寄生虫和暴君。第四种看法认为它是一种多少有些笨拙的工具，是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争吵得太厉害。

当我们研究这些不同看法的分支以及产生它们的土壤时， 会感到困惑。有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国家是人类联合的顶峰和集大成者，展示出人类各种不同能力的最高成就。这种看法最初形成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它发展于古老的城邦，在那里，只有完全自由的人才能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戏剧、运动、宗教和政府共同体。但是这种看法流传了下来，并适用于当今的国家。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与教堂是并行的（这种看法的另一个分支认为政府从属于教堂），是神的世俗机构，目的是维持教堂外的秩序以及人们的礼仪。一种更现代的理论把国家及其行为理想化了，它借鉴了理性和意愿的概念，并将其放大化，认为国家是意愿和理性的客观表现，远远超过人类个体或个体集合所能表现出的愿望和目的。

不过，我们想写的并不是政治学说的百科全书或历史。因此，我们并不打算武断地提出政治行为事实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共同点，要想跳出僵局，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有关含义和解读的问题置于区别于政治学的政治哲学范畴研究。这样就能指出，一切哲学都离不开无用的猜测。从中获得的教训是完全放弃所有学说，忠于有据可查的事实。

我们极力主张的这种解决方法简单又有吸引力。但是采用它绝无可能。政治事实无法孤立于人类的欲望和判断独立存在。如果人类对已有政治机构和形式的价值的判断发生改变， 那么政治机构和形式多多少少也会发生改变。政治哲学的各种理论并不会脱离它们解释的事实而独立发展，它们只不过放大了事实中的某种因素。人类习惯维持并产生了政治现象，这些习惯是会发生更改变化的。这些习惯并非完全在理性目的和刻意选择的作用下产生，远远不是，但他们或多或少受到了它们的影响。有些人类群体一直攻击并试图改变某些政治习惯，而其他一些群体则积极支持并维护它们。我们不能假装认为我们能满足于事实，而不会在某个阶段提出法理的问题：即权力问题，合法性问题。这种问题总是会不断扩大，直到成为关于国家本身性质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要在限于事实的科学和不受控制的猜测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毫无根据的盲目攻击和防御以及明智的区别性批评和自觉的规范之间做出选择。

数学和自然科学声誉很高是有道理的。不过事实差异并不受人类欲望和努力的影响，事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利益和目的才成为其本身的样子，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任何方法论都无法否认的。我们越真心渴望获得事实，就越需要区分决定人类活动的事实以及被人类活动决定的事实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忽视这种差别，社会科学就会成为伪科学。杰弗逊主义者以及汉密尔顿主义者的政治理念并不是远离美国政治行为事实而单纯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理论。它们是对事实某些特定方面和因素的表达，但它们还有更广泛含义：它们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造就了这些事实，并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继续造就它们。有一种理论认为国家是保护个体现有权利的工具， 另一种认为国家的职能是在个人之间更加均衡地分配权力，这两者之前的分歧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些理论是由国会议员以及法庭的法官执行并实施的，并会对后续的事实产生影响。

我确信亚里士多德、 斯多葛学派、圣•托马斯、洛克、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实际影响常常被夸大了。然而不应因有时采用的判断这些思想效果的适当方式而否定它们， 也不应因为这些思想没有发挥效果而否定它们。因为思想属于拥有身体的人类，而容纳思想的那部分身体结构和程序与执行行动的那部分身体是不可分割的。大脑和肌肉共同协作， 就社会学来说，人类的大脑是比人类的肌肉体系和感觉器官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并不打算进行政治哲学的讨论。国家的概念太僵化， 争议太多了。它更易被侧面而非正面指责。每次我们说出“国家”一词，就有一批知识幽灵来模糊我们的视线。我们一不留神，“国家”理念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拖进对各种不同思想逻辑关系的思考中，而不再考虑人类活动的事实，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意愿。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从后者开始， 看看我们是不是能避免进入最终会展现政治行为标志和迹象的某种思想中。

这种方法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选择从何处开始，取决于我们是否以最终说明“应然”或“实然” 为出发点。如果我们过于关注“应然”的话，有可能会不经意间篡改所选事实，迎合预设。我们不应该从直接起因力量所导致人类行为阶段开始。我们也不应该寻找形成国家的力量。如果那样，我们可能会陷入神话学领域。用人类是政治动物的说法来解释国家起源是陷入了空谈的怪圈。1 这就像把宗教归因于宗教本能，把家庭归因于婚姻和父母亲的感情，把语言归因于推动人类讲话的自然天赋。这种理论只不过是重复了所谓因果力量的后果。它们相当于说臭名昭著的鸦片的催眠力量可致人睡眠。

这个警告并非针对假想敌的。试图从严格“心理学”数据推导出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努力是恰当的。用群居本能来解释社会安排是懒惰谬论的典型例子。人类不会像水银滴一样聚在一起形成一大团，即使他们那样做，其结果也不会是国家或任何模式的人类协会。这种本能，不论是被称为群居性还是同感力还是相互依赖的感觉，抑或是一方的主导和另一方的屈尊或服从，顶多具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在最坏情况下， 被当作因果力量的所谓的本能和自然天赋代表一种生理学趋势，这种生理学趋势以前被它们应当解释的社会条件塑造成行为和预期习惯。生活在游牧群体中的人对他们习以为常的游牧部落生成了感情，不得不靠依附他人而生存的孩子发展出了依赖和服从的习惯。自卑感是社交获得的，炫耀和控制的“本能” 只不过是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一些机体器官通过发声在生理上展示自己，就像鸟类的发声器官。不过狗吠和鸟叫足以证明这些本能趋势并不会产生语言。要想转变成语言，自身的发音需要得到外界条件的转变，既有器官也有超器官或环境的因素：值得注意的不光是刺激，还有构造。婴儿的哭泣毫无疑问可以用器官的方式解释，但是嚎啕大哭之所以成为一个词是因为它是其他人应激行为的后果。这种应激行为以培养和关爱的形式出现，取决于传统、习俗和社会模式。为什么不假定有杀婴的“本能”以及指导和教育的“本能”呢？或者遗弃女婴照顾男婴的“本能”？

不过，我们可以采取不那么虚构的形式进行推理，不诉诸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社会本能。植物的活动与无机物一样， 都与自身生物构造有关。四足动物奔跑，蠕虫爬行，鱼儿游泳，鸟儿飞翔，它们天生如此，这是“动物的天性”。将奔跑、爬行、游泳和飞翔等本能插入构造和行为中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让人类结合、聚集、相遇、联合的器官条件正是让其他动物成群结队聚在一起的那些条件。我们描述了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常见的结合和合并，但是未能触及人类联合的独特之处。这些结构性条件和行为或许是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无生命物体中表现出的吸引和排斥也是一样。像动物学一样，物理和化学或许能指给我们一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人类就难以联合，但是它们不会向我们提供群体生活的充分条件以及采取的形式。

图书简介

《公众及其问题》

[美]约翰·杜威|著

新华出版社|2017年12月

ISBN: 978-7-5166-3456-1

定价：39.00元

本书是杜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政治学的经典著作。1927 年，杜威将自己反驳李普曼的演讲结集出版，就是《公众及其问题》一书。杜威在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思想，论述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澄清了国家的意义和作用，公众与专家的关系，民主的可能性等重要问题，展现了对公众运用自身智慧处理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

在杜威看来，公众不是幻影，而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民主不只是政府的运作和决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杜威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在当今时代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